中央民族大学西门外不远，是学校的职工家属院。院的最深处，有一栋四层的旧楼。这是家属院里唯一的一座四层建筑。人们总是把它称做“教
这是2005年1月5日的上午9点钟。我们找到了9号楼34单元5号。这是王锺翰先生的住所。
王锺翰，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伍家桥乡一个不很富裕的地主家庭。长辈取名本为“忠汉”，当是受了那时“驱逐鞑虏（指满族）、光复中华（指汉族）”的排满思想影响。不过，几十年后，王先生说，没有料到大半辈子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却与清史、满族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在长沙求学，本乡前辈席式乾主动将其原名“忠汉”改为“锺翰”，改得不俗，便沿用至今。
王锺翰毕生专攻清史，20世纪40年代末声名鹊起，共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他的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1957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他被错划为右派。其后再发表论文的时候已是1978年了。
《清史杂考》问世后，王锺翰寄了一本送给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谭先生复信说他已买了一本，并谓好书多多益善，不嫌其多也。后来翁独健先生问王锺翰为什么不送他一本。王先生说：“右派的书不好送人。”翁先生说我不怕，你这本书，听人说写得不错嘛。
70年代，按照中央要求，中华书局要完成“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于是，王锺翰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那是1971年的8月底。
当时参加点校《清史稿》工作的，还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启功先生，以及中华书局的吴树平、何英芳先生，一共七人，是各断代史小组中人数最多的一组。
30余年以后，已是92岁高龄的王锺翰还记得，他和启功先生是9月1号同一天报到的。他们两人比别人晚到了两个月。
王锺翰对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大楼至今印象很深。他说，当时那5层楼很高的。武汉大学来的唐长孺先生就住在5楼，后来他的家属也来了。王锺翰与启功同一个房间办公，两张桌子对面而坐，工作时很少谈话聊天，各自埋头伏案看书、查书、标点。
当时，王锺翰家住在北大中关园67号宿舍，每天早上7点出发，从中关村乘车到动物园，然后转车到灯市口，8点钟到中华书局工作。好在那时北京的交通不像今天这般拥堵，公交车上的人也不多。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80年。
这其间，随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基本完成，借调的各位学者已在1975、1976年间陆续返回单位。王锺翰说，分手时，中华书局发了一张缝纫机票，是公家发的,但是只有一张。于是大家抓阉，最后，唐长孺先生手气不错，抓到了。
王锺翰是借调到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诸先生中最后一个离开书局的。那时，因中央民院历史系并未开课，没有向中华书局要人。于是，王锺翰又在书局工作了四五年。《清史稿》定稿后，1975年又开始看清样，这个任务落在了王锺翰、吴树平和何英芳三人头上。当时，印刷任务催得很紧，清样一来就是几百页，而且要求一两天校对完。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王锺翰校对了一年多。今天，王锺翰还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天，他还带了几百页校对好的清样赶到中华书局去交稿。结果到了书局，门卫根本就不让进，说刚地震完，尚有余震。安全第一，不能上楼。最后只好回家了。
在中华书局借调工作的最后两三年里，王锺翰应书局的要求，独立点校了一部多卷本的的大部头书《清史列传》，并按照“二十四史”点校体例，每卷末亦撰写了校勘记。
1980年，王锺翰被调回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历史系副主任。至此，因点校《清史稿》，王锺翰在中华书局呆了十个年头。来时，以右派之身正经历蹉跎岁月，归时，中国已是拨乱反正、春江水暖，王锺翰又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耕耘收获时光。
王锺翰是1983年搬进9号楼34单元5号，居住至今。先生现已九十有二，精神矍铄，读书写作，笔耕不辍。目前，先生仍然带博士生，还经常接待学者、学生的拜访求教。
先生好酒，而且海量。至今犹记青年时与一位清华的同学故友重逢，二人把酒言欢。花生米买了二斤，白酒却买了四瓶。喝完之后，酒兴未尽，又买了一瓶。先生说，那酒是一斤四两一瓶的，那是此生喝酒最多的一次，而且未醉。其时先生27岁，刚刚研究生毕业。现在节日、周末与子女家人相聚时，仍然经常喝上一两。不过，有一点令先生很得意，虽然善饮，却不贪杯。
谈及当年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事，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至今令王锺翰不能释怀。按照“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体例，各史均有校勘记，但《清史稿》却没能出校勘记。王先生当年整理出来的二十余万字的《清史稿》校勘记至今还存放在家中，一直未能出版。
新年之际，《王锺翰清史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座谈会上，故友相贺，先生言笑晏晏，做了情辞动人的发言。希望以后的日子能不断听到先生的教诲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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