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1958年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记者：2004年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消费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是,
周天勇：我国GDP中投资比率过高,的确是国民经济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如GDP中资本形成率,自1983以来,没有低于过35%。与韩国和日本经济成长的数据比较,中国的GDP投资率高其15%,甚至到25%。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一直是GDP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投资结构和企业发展战略偏重于GDP的资本分配部分,而对能增加就业和后续增加消费分配的产业和企业投资不足;从企业和就业结构看,我们过去一大二公的观念和体制、限制自由职业（个体工商户）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也造成了企业结构中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偏多,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偏少的局面,使得国民经济GDP中资本―利润和折旧―投资分配的功能过强,而劳动―收入―消费分配的功能过弱;再看农民,他们分享城市化和发展利益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和投资者分配和挪用本应由农民分配的 土地补偿、拆迁安置、务工工资、农民工社保等 利益,进行投资和资本积累;最后,我国外资投资规模较大,外资企业分配的格局必然是资本分配相对较多,而劳动分配比例相对较少。这种GDP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有它的优点 超低廉和快速地集中和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迅速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和潜伏着严峻的问题。
记者：具体说来,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何在？
周天勇：一是容易造成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不能稳定快速增长;投资容易升温,消费难以走强;物价容易上涨,就业往往偏冷。
二是在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失业率较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GDP消费分配比率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资本、企业、产业等投入和发展不足,即就业不足的结果。这种劳动力资源的闲置,深层原因不是当期资本密集产业和社会资本投资过多造成的,而是重型经济结构、所有制观念偏见、政府繁琐管理体制和实际上抑制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发展的政策等内在扭曲的机制所致。
三是居民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由于大量的GDP用来投资,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国民收入会越来越多;而由于压低工资、没有上社会保障、失业率太高,则会形成劳动者阶层收入分配水平降低,特别是产业工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收入水平受到资本超分配的影响,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廉价集中和利用农村土地、省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本和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在城市中分配过多,也会造成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四是国内消费与国内投资比例失调,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当然,出口强劲对于国民经济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国内长期由于资本超分配而消费不足,形成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一是对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不利,二是世界经济和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加深,随之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也加大。
记者：据你的研究,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应采取怎样的思路和对策？
周天勇：从思路上讲,提高利率和控制贷款及投资规模等总量政策和行政手段,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和体制问题。正确的思路是,调整结构、理顺体制、消除政策障碍,扩张就业容量、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劳动要素利用和分配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对策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微型及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取消个体劳动者的注册准入制度,一些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实行非登记的备案制,简化和缩短企业注册登记手续及时间;降低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和税赋;杜绝工商、质检、卫生防疫、交通、公安、城管、街道等政府部门向微型和中小企业收取各种费用和随意罚款,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取消对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中小企业的工商管理、质检、卫生防疫、城管等各方面的收费,这些政府的收费部门全部由财政专项预算拨款来供养,从而网开一面,放水养鱼,增加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保证农民各项权益,按土地等价交换原则,大幅度提高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绝大部分补偿直补农民;强制推行农民用工的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对欠农民工资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追究行政和企业领导人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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