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说：“人是为了思考才被创造出来的”，而思考是求索的一个过程。吴士余先生对文化的思考赋予理性，在编辑职业生涯中坚持把有目
吴先生以知识人的眼光，用平和、公正的学术眼光去考量图书的学术价值，因而更多了一份理性和人文精神。其点评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诸如：《学术打假与创新》（评《先验批判》）一文，审度公共领域中学术打假、反腐纠媚，感知学术思维创新的艰难；《倾听后的切问：我是谁》（评《人之问》）一文，根究西方哲学的思和东方智慧的禅，悟出人类最终目标是追求人与存在的和谐圆融；《金庸小说与公众阅读》（评《孤独之侠》）一文，由金庸小说兴起、畅销的文化现象，悟到全球化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更在于以民族文化传统审视人生与人性；《个人化的权力陷阱》（评《职业经理人的权威》）一文，从莎士比亚舞台剧中极权者李尔王、理查二世的悲剧，读出现代职业经理人端正权力观的必要；《文化西渐与融合》（评《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剧》）一文，则从百老汇移植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史料里引出中国文化西渐的思考。对学术著作的解析，在吴先生眼里则折射出一种新的文化观、新的历史观、新的价值形态和新的思维模式，这已远远超出书评的言说范围，是另一种“文化解析与重构”。
“经典言说”是吴先生对《红与黑》、《堂吉诃德》等西方经典作品的文化透析。作者自谦为“妄说”，实则比较独到。《于连的爱情》一文就当年学界对《红与黑》中的爱情描写和于连爱情生活的否定评论，认为《红与黑》中的爱情描写，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于连与玛特儿的爱情，扯开了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另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帷幕。这是贵族阶级寻找代理人，为挽救行将崩溃的王权统治的一种政治预谋”。《倾向诗人与社会信史》一文是围绕《堂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文学创作的评述。吴文认为，塞万提斯作为人文主义“强烈倾向的诗人”称雄于文坛，同时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审美意识与民族意识、情绪的矛盾以及审美对象的客观描写与主观判断的差异；《堂吉诃德》通过对西班牙民族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中世纪骑士制度衰亡的必然性。在《〈堂吉诃德〉艺术谈》一文中，吴先生认为，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突破了中世纪的传统文学观念，完成了小说由短篇结构向长篇结构的过渡。在《堂吉诃德》里，塞万提斯把复杂、多元的社会图景完整地投影于艺术形象的二度世界里，使小说成为现实社会的真实缩影。其整体构思是运用史诗体的小说结构，将15世纪意大利绘画艺术的中心透视法于文学创作之中，用点、直线与方块等多元几何定向组合成的结构形态来展现全景式的生活画面。而情节的布局、空间延伸、情境构筑、气氛渲染上，自始至终处在不同审美形态的强烈对比之中，使小说的史诗结构在局部显现了差异，由此获得了对比美的艺术韵味。构成情节的画面较之欧洲中世纪叙事文学则具有强烈的视觉感，将画面主体形象清晰地现显于世人。
“当出版人的角色换位于读者，重新面对著述时，阅读的直接体验便有了顿悟式的认识和完善自我的知识提升”。这也称的上是吴先生对文化的另类体验与思考。
《守望理性》吴士余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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