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开拓创新。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他们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熟谙传统文化，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509页）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文史通义・外篇三》）职是之故，清代浙东学人在褒贬臧否学界、文坛各色人物时，也多以是否富于独创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例如，黄宗羲就对弥漫于明代诗坛的拟古主义深表不满，他尖锐地指出，一味仿效古人，附和“一时习气”，就“不可谓之诗人”（《景洲诗集序》）。而对敢于创新的作家、诗人则倍加赞赏，如赞扬李杲堂的诗：“皆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皮毛之迹”（黄宗羲：《李杲堂文钞序》）。他还盛称金介山之诗语必己出，独具风韵：“昔人不欲作唐以后一语，吾谓介山莫不欲作明以前一语也。”（黄宗羲：《金介山诗序》）。
第二、兼容并蓄。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巨大的包容性。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导并切实奉行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反对墨守一家、好同恶异的狭隘学风。黄宗羲十分钦佩其师刘宗周的治学风格，指出：“有明学术，宗旨纷如，或泥成言，或创新渠，导水入海，而反填淤。惟我蕺山，集夫大成，诸儒之弊，削其畦町。”（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这种治学精神为黄宗羲所继承和发扬，并影响其后继者，成为整个学派的优良传统。黄宗羲指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因而，对于学术上的“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应兼容并举。他还对那种“同者标为珠玉，异者訾为土炭”（黄宗羲：《董巽子墓志铭》）的恶劣学风予以猛烈抨击。此诚如全祖望所言：“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溢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全祖望：《大理悔庐陈公神道碑铭》）无怪乎梁启超对浙东学派推崇备至，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浙东学派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在文学思想上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关于文学流派、风格问题：明代文坛的一些头面人物，长期以来，“高自标致，分门别户”，各派之间，互相“虚张喜怒”，“骂詈相高”，致使文坛“风气每变而愈下”（黄宗羲：《李杲堂文钞序》）。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冰炭难容的派别之争，实为导致明末清初文坛不振的一个重要病根。浙东学派对此痛心疾首，抨击不遗余力。本着艺术宽容精神，他们竭力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主张不同流派、风格共存同荣，“并行而不悖”，“不欲定于一家以隘诗路”，“春兰秋菊，各自成家，以听后世之品藻”（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
第三、文史汇通。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漫长途程中，文史之间一直存在着互相交织、渗透、融通的密切关系。但也有两种倾向是很不足取的。一种是无视文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两者截然分割；另一种是将两者混淆不清，不予区别。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兼擅史学和文学，既是史学巨擘，又是文学高手。他们不仅深知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史会通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去考察文学问题，深入发掘文史的会通之处，提出了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在文史会通的考察和探究上，章学诚堪称佼佼者。章学诚的史学造诣是人所共知的，其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所著《史通》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双璧。章学诚力主学术贯通，指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所不通也。”（《文史通义・释通》）他认为古今各类专业，在尊重其个性的同时，更须顾及共性，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章学诚深谙文史会通的奥秘，指出：“史迁发愤，义或近于风人；杜甫怀忠，人又称其诗史。由斯而论，文之与史，为缁为渑。”（《文史通义・湖北文徵序列》）他以史学家的独特视角考察文学问题，提出了流别论、文德论等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四、自成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清代浙东学派没有类似李渔《闲情偶寄》、叶燮《原诗》这样的专著，因而断言其文学思想不成体系。这种以有无专著作为衡定体系的唯一标准显然不够全面。清代浙东学派虽无文学思想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文学一系列基本问题有成体系的思考，诸如文学的本原和起源、文学的演进规律、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流派和风格、文学创作和文学赏评等重要问题，他们均作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论析，形成了自己学派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作出具体而微的详论，只想指出一点：尽管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名家辈出，卷帙浩繁，然而真正具有体系规模的文学思想并不多见，因而我们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赋予其恰当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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