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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陌生，是因为我国史学对后现代史学了解不多。尽管后现代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介绍到国内是很晚的事情，在艺术等领域讨论后现代的时候，历史学家多作壁上观，认为事不关己。直到90年代末，史学界才稍稍有人关注，陆续有所介绍，但并未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注意。说令历史学家心惊胆战，是因为后现代史学提出的一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念，如果完全按照后现代史学的逻辑，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就产生了疑问，历史学家也将面临职业危机。
近一两年，后现代史学终于引起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认真关注，介绍以及相关的著作及翻译作品日益增多。如我国学者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也很多，如《史学理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文史哲》等,其中尤引起人们注意者，是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岳论丛》杂志，我之所以特别提起这个杂志，是因为该刊特设了一个“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专栏，请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主持，从2004年第一期到第六期连续发表了14篇后现代史学的文章，包括对后现代史学的介绍、评论以及与中国史学的关系等，既有内地著名学者，也有港台学者，还有欧美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作为一个地方性学术期刊，能关注如此前沿的学术问题，并吸引了那么多的学者撰写文章，我从内心里佩服，深表敬意。本文主要依据该刊发表的文章，简单谈一下后现代史学的一些问题及中国史学如何应对挑战。
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二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
通常认为，求真求实是中外史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区别于文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传统历史学著作的一把标尺。古往今来无数历史学家为了维护历史著述的客观性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生命。对历史学的这种朴素认识，在西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在中国以乾嘉史学为代表。在20世纪，这种观念受到了挑战，反映在历史哲学上是由思辨转移到分析的路数上来。与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雷蒙、阿隆、卡尔、鲁滨逊、柯林武德、克罗齐等，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等命题，其核心是认为在历史学家笔下，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在收集材料、整理及写作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著作渗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可能有个人兴趣的影响，也可能有党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响。此可归结为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即学者在从事实际研究时，实际是对一个已形成的先行观念进行修正、补充、改造，或者彻底推翻它。应该说，上述对科学历史学的质疑,对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也对后现代史学产生了影响。尽管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在照单全收的基础上对历史认识论的解剖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以至于大多历史学家无法接受。
如果说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强调历史学家主体作用的话，后现代史学则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他们认为，历史描写采取陈述的形式，而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德里达就说，只存在文本，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毫无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尽量能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的因素，他们还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先验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风格和修饰形式。因为历史著作通过语言来叙述，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故事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设置、安排情节；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讲什么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则与历史学家个人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与极端的后现代史学家稍有不同的是，怀特仍然承认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宁愿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只是它的存在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很显然，既然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历史学家的考据还有什么用呢？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的史学家不能忍受后现代对传统史学的这种批判，认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破坏”行为。但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有学者指出，后现代论者尽管提出了很多极端性的结论，极具“杀伤力”，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后现代史学对旧的认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对新的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更新与探讨，即应看到其“立”的方面，不能仅看到其“破”的方面。
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和内容的更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后现代史学的影响。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认识倾向有关。作为反思和批判以往所有“现代文明”思潮的总汇，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普世主义和目的论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强调事物的复杂性、相对性、多样性、特殊性和无结构性。中国古代史学向来视考证为正途，是史学家的看家本领，至今仍被认为是学院派传统；视鉴戒史学为史学之大用，是史学研究的真正用意所在和存在的理由。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盘照收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因为二者血脉相通，所以融合起来不困难。我国虽然是非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西方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却差不多几乎完全跟随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们对历史进化论的尊奉，对现代化的狂热，对历史规律性的追求，对一元历史发展观的信仰等等。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上述理念被后现代学者无情地解构了。反“基础”、去“中心”、斥“整体”、远“结构”、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成为后现代史学追求的目标。
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不见了，代之以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微观和细节，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当然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多种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的影响，但后现代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西方近代化运动的先行造成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话语霸权的牢不可破，而后现代主义将它打得粉碎，萨伊德就认为，“东方主义”源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西方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他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我们看到，史学领域里的“非西方中心论”新论迭出，如“中国中心论”、“白银时代”、“大分流”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世纪之交对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冲击，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就笼罩在“史学危机”的阴影之下，表现为史学研究的不被重视、史学理论研究兴趣索然、史学从业者纷纷改行、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史学研究可能的转向。此时的后现代史学对中国未来的史学研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笔者不敢妄断。不过无论怎样，我希望学术界要认真的对待和分析后现代史学，而不要盲目追风或一棍子打死。后现代史学的许多观点是走了极端，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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