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思维。
一般来说，社会的性质决定思维方式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思维，这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思维方式上的反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对抗
真正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斗争精神付诸社会实践的是列宁。列宁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夺取政权斗争的需要，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辩证法的矛盾的斗争性一面，并把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否定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和革命辩证法发展为矛盾辩证法，表现为对矛盾和对立面斗争的高度重视。如列宁所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对矛盾“以及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同上 。但是矛盾辩证法对矛盾的认识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倾向，即将矛盾的同一性相对化，最大限度地向斗争性倾斜。列宁的名言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同上书，第408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同上 。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家，是在中国大力提倡和成功推广辩证思维的第一人。毛泽东是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他与列宁所处的夺取政权的相同处境使他深谙矛盾问题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独具匠心写出的《矛盾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法、掌握辩证思维的典范。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格外重视对立面的斗争，他认为，面对“三座大山”，只有拿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英雄气概，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格外重视对立面的斗争反映了时代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需要，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才取得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必须指出，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列宁全集》第2卷，第442页 ，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他们在重视斗争性的同时，丝毫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列宁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在革命实践中他充分理解妥协和退让的必要，不轻易撕破对立面的同一，如对待布列斯特和约及“左”派幼稚病的态度。毛泽东把同一性定义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在对敌斗争中讲求策略，做到有利、有理、有节，注意化敌为友，不断地发展统一战线，等等。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对斗争性的重视只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认识和策略上的倾斜，这丝毫也不能改变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全面而无片面性弊病的本性。应当看到，长时期向对立面斗争性倾斜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即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不重视对立面同一的作用，不擅于从对立面和谐的视角来化解矛盾，推进事物的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偶然兴动或突发奇想，而是对过去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得出的。相应地，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形成和谐思维方式。
首先，不能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对立面。其实，一切对立面双方必有其一致和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可能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例如，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体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通性；个体、民营和三资企业，它们在纳税、就业和满足人民多方面需求上，是和公有制的目标一致的。因此，对对立面也应该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既要看到对立面相克的一面，又要看到对立面相宜的一面。从对立面中汲取有利成分，壮大自己，是和谐思维的鲜明特点。
第二，促进对立面的结合，发掘新的力量源泉。正确地认识和扶植对立面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立面的结合，发挥对立面斗争所不能起到的更大的积极作用。过去对对立面之间的作用关系理解得过于狭窄，只承认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否认它们互助和协作的余地。既然对立面双方有相互一致的共同方面，它们就可以相互结合；既然对立面双方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那么，它们之间的结合就有可能迸发出比对立面斗争更大的力量和作用。
第三，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对立面的双赢。对立面的结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模式，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对立面的共存和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交往增多，活动空间增大，彼此协调、选择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和余地空前地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双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双赢的发展模式，风险最小，成功的几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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