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十六大报告又做出了更为全面的阐述，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由于
出版活动具有两个基本属性：意识形态性和产业性。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十分重视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对它的产业性认识不够。这有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原因。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出版的产业属性越来越凸现出来。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社会，出版活动也是经济活动，出版物也是商品，出版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甚至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出版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据有关统计，2002年我国出版产业销售收入达1500亿元，有31家新闻出版集团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要发展出版产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国治党之道。”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就出版实践来说，由于过去我们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不够，所以当前十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友先同志的《现代出版产业论集》显然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现代出版产业论集》所收入的论文，都是在十六大召开之后发表的，作者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参考国内外出版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当前出版实践，对现代出版产业的内涵、现代出版产业市场运动规律、现代出版产业市场定位与品牌竞争战略、现代出版产业与高科技的关系、现代出版产业与文化变革的关系、现代出版教育与现代出版人才培养、优秀出版家的产生、当代世界出版产业发展走向以及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论文从表面看来，各自独立，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规律。所以，《现代出版产业论集》与其说是一部文集，不如说是一部专著，它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是我国出版领域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理论创新关键要推动制度创新。十六大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出版工作要实现这“四新”，必须加快体制创新。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胆借鉴经济领域改革成功的经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各展所长使用人才，因材施教培养人才。“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我很赞成友先同志的主张，要加快优秀出版家队伍建设。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优秀出版家队伍，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才能获得可靠保证。
（本文为于友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现代出版产业论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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