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间，继宋明理学研究的复兴之后，关注清代学术的学者也日益增多，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显示了此项研究的良好发展前景。笔者耕耘其间，积数十年的读书所得，幸获一二不成片段的认识。
清代学术演进的三个阶段
有清一代学术，以对中国数千年学术的整理、总结为
第一阶段为清初学术，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康熙六十一年。有清一代，顺治、康熙两朝，是一个创辟规模、奠定国基的关键时期。就一代学术的发展而言，清初的80年，也是一个承先启后、开拓路径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足以同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相比美。清初学术，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学术，又不同于尔后的乾嘉汉学，它以博大恢宏、经世致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之中，清初学术由经学考辨入手，翻开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
第二阶段为清中叶学术，上起雍正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雍正一朝为时不长，实为清初学术向清中叶学术演进的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清中叶学术以乾嘉学术为主体。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论清代学术有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先生以一个“精”字来概括乾嘉学术，最为得其肯綮。乾嘉学术，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惠栋、戴震、钱大昕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古学复兴蔚成风气。三家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为封疆大吏而奖掖学术，以道光初《皇清经解》及与之前后问世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为标志，乾嘉学术遂步入其总结时期。
第三阶段为晚清学术，上起道光二十年，下迄宣统三年。嘉庆、道光间，国家多故，世变日亟，清廷已然内外交困。面对汉学颓势的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等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然而时代在前进，不惟汉学日过中天，非变不可，而且宋学一统早已成为过去，方、唐等人为其勾画的复兴蓝图，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晚清学术，既非汉学的粲然复彰，亦非宋学的振然中兴，它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随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而演进。70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成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飚。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源竞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诞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寿终正寝，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执着地求索，曲折地前进。
关于《清史稿・儒林传》
《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前三卷入传学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旧规，为袭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三卷为全传主体，以学术好尚而区分类聚，大致第一卷为理学，第二、三卷为经学、小学。入传学者上起清初孙奇逢、黄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谦、孙诒让，一代学人，已见大体。各传行文，皆有所本，或史馆旧文，或碑志传状，亦称大致可信。因此，数十年来，几辈学人之治清代学术史，凡论及学者学行，《清史稿・儒林传》不失为一有价值之参考文献。
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书成众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间的疏失、漏略、讹误，又在所多有，从而严重影响了该传的信史价值。姑举数例，以见大概。
卷一《陆世仪传》，称传主“少从刘宗周讲学”。据考，陆氏虽于所著《论学酬答》中表示，刘宗周为“今海内之可仰以为宗师者”，但却并无追随讲学的实际经历。惟其如此，乾隆间全祖望为陆世仪立传，才说陆氏因未得师从刘氏而“终身以为恨”。又传末记陆世仪从祀文庙，时间亦不确。传称：“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其实，江苏巡抚之疏请陆氏从祀，事在同治十三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饬下礼部议复，从祀获准，已是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颜元传》，称“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戍”字不实。据考，颜元父至辽东，系明崇祯十一年为入关清军所挟，非为明廷戍边。一字之讹，足见撰传者之立足点所在。
再如同卷《唐鉴传》，记传主“咸丰二年，还乡”亦不确。此传源出曾国藩为传主所撰《墓志铭》，曾文记唐氏由江苏还乡，作咸丰三年。而传主嗣子尔藻撰《行述》，于唐氏还乡事记之甚详。云三年正月，“由苏至浙，意欲回楚”，因南昌道阻，遂“侨居武陵，暂为息足”。四年正月启程，又应友人邀，逗留江西白鹿洞书院，“冬月始抵长沙”。可见，唐鉴晚年返乡，当依《行述》作咸丰四年十一月。
戴震为乾隆间大儒，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在《清史稿・儒林传》中，戴氏本传举足轻重，不可率尔操觚。然而此传则疏于考核，不惟于传主著述题名、卷数每多不确，而且于重要学行亦似是而非。传称“年二十八补诸生”，不确。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均作乾隆十六年补诸生，时年29岁。此其一。其二，传称“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亦不确。惠栋、戴震相识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岁，确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终身未曾与戴震谋面，“忘年交”云云，无从谈起。疑系张冠李戴，将沈大成误作沈彤。其三，紧接“忘年交”后，传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一行文次第，则先有与惠、沈订交，随后传主才避仇北上。其实大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扬州结识惠栋、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言之最明，文繁恕不过录。
戴震弟子段玉裁，亦入《清史稿・儒林传》，传云：“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据考，戴震生于雍正元年，段玉裁生于雍正十三年，相去何止四岁！《清史稿》此传源出《清史列传》，《列传》已误，又复以讹传讹，实是不该。“谦，专执弟子礼”，“专”字不通，“谦”后逗号多余，当依《清史列传》原文，作“谦焉执弟子礼”。
他如于吕留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视而不见，拒不入传，则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历史观之使然。
有鉴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爬梳史料，结撰信史，已是今日学人必须认真去做的一桩事情。
关于《清儒学案》
清代史料，浩若烟海，一代学术文献，亦足称汗牛充栋。以文献长编而述一代学术，前人早已建树筚路蓝缕之功，其间业绩最为卓著者，则是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纂修，工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中，由北京文楷斋刊刻蒇事，并于翌年七月，在京中修绠堂书店发售，历时达十余年之久。这部书虽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实则是一集体协力的劳作。全书凡208卷，入案学者计1169人。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书升、王先谦、柯劭?一代学林中人，举凡经学、理学、史学、先秦诸子、天文历算、文字音韵、方舆地志、诗文金石，学有专主，无不囊括其中。它既是对清代260余年间学术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古代学案体史籍的一个总结。惟因其卷帙浩繁，通读非易，所以，除上个世纪40年代初，容肇祖、钱穆等先生有过评论之外，对其做专题研究者并不多见。
同《清史稿・儒林传》相比，《清儒学案》的入案学者已成数倍的增加，搜求文献，排比成编，其用力之艰辛亦非《史稿》所可比拟。尽管一如《史稿》，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儒学案》的历史观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的前进，疏失、错讹亦所在多有。然而其文献价值则无可取代，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今日学人治清代学术史，《清儒学案》实为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著述。
《清儒学案》承黄宗羲、全祖望二家开启的路径，采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以述一代学术盛衰。这样一种编纂体裁，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此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说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涵于其间的规律应当如何把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清儒学案》一类学案体史籍所难以解答的。一方面是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这样一种矛盾状况，足以说明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融会中西而有章节体学术史的问世。梁启超挺然而起，以“史界革命”的倡导，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撰。以之为标志，学术史编纂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从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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