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先生（1904－1995）
2005年3月22日是我国地学泰斗黄汲清院士逝世10周年。去年，也就是黄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地质出版社出版了《黄汲清年谱》（潘云唐编）。为上个世纪的第一
年谱乃论世知人之学；为学者作年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为科学家作年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做一部好的科学家的年谱，不仅需要精谙撰著年谱的基本家法，更需要对谱主的专业活动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评价。《黄汲清年谱》的编者潘先生，不仅从事地质史研究多年，而且与谱主系世交，与谱主晚年过从甚密；因此，应该最有条件做好这专业的评价工作。写到这里，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为科学家作年谱，只是面向本专业的；其实不然，一部好的科学家的年谱，同样应该可以如以前的《朱子年谱》（汪懋?编）、《王阳明先生年谱》（钱德洪编）、《詹天佑年谱》（凌鸿勋编）、《林则徐年谱新编》（来新夏编）等年谱名著那样行世、传世。
研究历史，作年谱，首先最讲究的是材料方面的竭泽而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充分、最详尽的占有资料”。这不仅需要搜求、研究谱主的全部著作，还要研究师友、同行、弟子、亲属的评价、回忆文字，甚至是口述史料。总之，要全面反映谱主一生的立身行事、学术贡献。年谱这种历史体裁，表面上看只是简单的“以事系时”，其实它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主要体现在材料的取舍、引用材料的详略以及引用材料的编排技巧等。胡适对年谱学有一个独创的贡献：打破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将谱主的重要论著摘要记入谱中。这一点，对编科学家的年谱来说，尤为重要。黄汲清先生在地质学方面的很多重要贡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有深远的影响，如1945年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而《黄汲清年谱》在记述此书时，只是用了短短几行的篇幅，实在是与它的学术地位不相称。笔者以为，不仅类似的重要论著都应该有一个摘要，而且，还应该加入一些地质方面的图幅，如《中国大地构造图》等。
综观黄汲清一生，从1928年大学毕业到50年代初期，是他一生事业的黄金岁月。在这一时段里，他不仅创建了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还在中国的二叠纪地层研究、区域地质调查等很多方面担当了奠基人、开拓者的角色。此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天然油气田的发现者，还担任过当时中国最高地质调查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所长。基于此，无论如何，年谱的这一段，都应当是浓墨重彩的。但我们看《黄汲清年谱》的1928 1949年这一部分，仅仅有63页（其中还包括二篇全文录入的“会后旅行记”占用了14页！），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实在是太单薄了，这怎么能全面反映一位28岁就出版过6部专著、44岁就当选为院士的科技精英的辉煌历程呢？有以下重要史实是不见于年谱的：1931 1932年随葛利普研究石炭纪古生物；1940年后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而1945年只记到3月。另外，黄汲清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中国（西藏除外），年谱对每一次地质调查，也都应写到。
研究一个科学家，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1924 1928年，黄汲清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2年留学瑞士，次年入浓霞台大学。这两度求学，实际上对他以后的学术创获，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年谱却失之简略。事实上，黄氏在这两个学校的学籍表、所学功课以及成绩单等，都应该记入年谱的。此外，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几位执牛耳的人物丁文江、翁文灏、葛里普、李四光（黄先生曾声明，李先生对他影响主要在30年代以前）以及瑞士的阿尔冈教授，均对黄汲清有过诸多教诲与提携，黄氏亦深受他们影响。如每日做完实地调查后，必须当日整理好笔记、画完图表，地质调查期间格外注意营养，不遗余力地帮助后进成才等等，都被黄汲清如影随形的继承下来了。地质学是上个世纪我国科学界成绩最多、又对其它科学影响最大的一门学科，这当然与学术规范的传承、优良传统的延续密不可分。因此，对前述师承渊源，当然应该在年谱里有所体现。
为了真确地估价谱主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一部好的科学家的年谱还应该记述谱主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的社会环境。黄汲清视地质为生命，他的一生与地质事业息息相关，作他的年谱，离不开对地质史大背景的叙述。这种大背景，不仅包括地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发现，还包括许多重要机构、组织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如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特别是地质调查所，黄汲清曾经在此所服务多年，并且一度担任所长，与该所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所以对该所的由来、发展、结局，都应该有一个交待。学术背景还包括与谱主有关的同时代人情形，如前文提到老师辈的丁、翁、葛、李诸人，此外，还应该有同学辈的赵亚曾、谢家荣、杨钟健、尹赞勋、曾世英、王曰伦、李春昱等人，学生辈的刘东生、陈梦熊等等。此外，黄汲清曾为我国的石油勘探事业做出过格外突出的贡献，关于100年来我国在石油勘探方面的历史史实，也理应是《黄汲清年谱》的背景之一。诸如此类，都应该讲清楚、叙明白。
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动荡频仍。在很多时候，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命运的。如1957年反右运动，对黄汲清影响至深且巨，他虽然勉强未被划成“右派”，而对他一生钟爱的业务工作却增加了很多人为障碍；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一样，被迫中止了研究工作，共同经受了被批斗、游街、贴大字报、下放的同等待遇。但动乱过后，他们却都又“只有香如故”，将余生争分夺秒地献给事业、献给国家，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对这类“运动”的记述似乎与谱主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因为年谱虽然描绘的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反映的却是一个时代。再如，黄汲清先生的夫人是一位知识女性，但却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很多人对此不解。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民国时期和50年代初期，像黄汲清这样的科学家一个人的薪水足以保障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会比一般老百姓生活得优越。但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黄汲清夫妇曾经为筹办一次寿宴而大伤脑筋，而且要经常接受子女的接济了。这正反映了当时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等社会现实。
笔者因为研究丁文江的关系，较为全面地接触了黄汲清的传记资料。每次读这些传记资料，总是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有感于他身上体现的那种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自己的心灵总也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有感于他在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更好地总结先贤的成绩吧，这不仅是为了表彰个人，更是为了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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