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总体层面上，道德与经济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根本一致的一元关系，还是注定“二律背反”的二元关系？具体说来，在我国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所追求的道德与正在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是相互生成的适应关系，还是互为代价的冲突关系？唐永泽、朱冬英撰著的《中国市场体制
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它们之间（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实然）关系”，也涉及它们之间的“价值（应然）关系”。而要合理地回答上述问题，更涉及我们如何把握“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辩证关系。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很多争论和困惑实际上都产生于这个难点，或者是围绕这个焦点展开的。例如：是否存在和怎样看待“经济上去了，道德下来了”这种现象？我们当前的道德趋势是“滑坡”还是“爬坡”？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其中包括是“个体本位”还是“集体本位”，是利益关系还是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资源在哪里，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践本身，还是传统文化、道德理想或别人的现成经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与传统美德、与我们一向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否相容、一致？由此导致关于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性质、地位、方向和方针的不同思考，包括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究竟应该是“法治”还是“德治”？在这些争论和困惑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子：经济与道德的二元对立、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道德与法的二元对立，等等。其所以如此，是讨论中所使用的思路、方法和语言，特别是传统伦理学的思路、方法和语言，大量仍被儒家的传统伦理与当代西方个人本位的道德思维所笼罩，只是它们之间的争辩占据着?论的前台，而真正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工作却并不到位、贯彻并不充分所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或叫一元唯物史观，提供了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强有力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基础，就是还“道德”的本来面目，将它看作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的现实关系的产物，坚决地否定一切将道德脱离了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抽象化、孤立化、绝对化的观点和思维模式。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从来都是一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基础；因此，道德的内容和形态有具体历史性，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在自己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的具体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迄今为止各个阶级社会的道德都具有特定的阶级性；历代统治者和他们代言人的所谓“永恒”、“普遍”、“终极”的道德其实并不存在，必须揭露这类道德说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建立符合自己利益和人类解放要求的新型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是真正合理的，能够在历史上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学说，从来都是在道德与经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而不是分裂中来看问题的，这就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会超越“义利不可兼得”、“利己与利他不可调和”、“现实与理想二律背反”等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情结，转而从人的现实生存和发展、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演进之中而不是之外，去发现和发掘道德的真谛，把握道德发展的真实逻辑。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应该说也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它应该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依据和遵循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基本原理。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虽然大家都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真正下功夫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真正力求用它（而不是仅仅是自己的感觉和愿望）去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仍需加强。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唐永泽、朱冬英多年来一直以此为方向的探索，他们敢于不拘成见、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他们苦心钻研、锲而不舍的努力，就显得十分的宝贵了。《中国市场体制的伦理分析》一书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关于道德与经济一元化思维的探索，是关于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论证，也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伦理道德发展的建设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