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一直是我国古代财政思想的两极。“量入以为出”的思想最早见于《礼记》。《礼记》中说，宰相制定国家财政收入预算，一定要在岁末，待五谷都入库，“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个财政原则为我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所采用。到了唐朝德宗时，宰相、理财家杨炎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思想。他说，国家
这两个财政原则是相对立的。“量入为出”是根据赋税收入多少来制定支出数额，这样就使人民的税赋负担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对减轻人民的负担有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一原则，一些不应该兴建的工程就可以减省，如唐太宗时，公卿大臣因为宫中卑湿，上书“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就因为这一计划“糜费良多”而加以拒绝。而“量出为入”则是根据国家政府的开支需要，而制定征收税赋的数额，如果收入不够开支，官府可根据缺额向人民增加赋税。历史上就有所谓“国用不充，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增二百”的记载。杨炎提出“量出制入”，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对国库有利，而对人民则是赋税加重了。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及此后的年代里，批评这一原则的人不少，而赞赏这一原则的人倒是少得可怜。与杨炎同时代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陆贽就批评杨炎所制定的赋税太重，易使朝廷失掉人心。他认为，国家征税，应该“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从我国封建社会的财税政策看，也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是主流，“量出制入”是支流。这一历史情况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现代社会的经济情况要比古代社会复杂得多，但作为财政思想，仍然可以归结为“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两种基本的思想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量出为入”的倾向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一些贫困的县市，财政不丰裕却要大拆大建，搞政绩工程，建豪华办公楼，建大广场，以至把地方财政弄得入不敷出。在这种状况下，没有资金就加重税费，就采用“集资”办法或者发文件立收费项目，以此来解决财政困难。有些县为建项目，甚至规定全县农民每人要出多少钱、城镇市民要出多少钱、个体商户要出多少钱，干部要出一月或数月工资等等，搞得民愤很大。地方政府大兴这类项目，主要原因是为了攀比，为了显示政绩，而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负担，更没有去想老百姓是否满意。而从财政原则来看，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量出为入”。
近年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从提出“多予少取”的原则到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但是，即便是这样好的政策措施，要全面贯彻下去也是颇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滞后的市县贯彻起来难度更大。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各级政府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要杜绝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老百姓办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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