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3月7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人大江苏代表团小组会议时说，三个数字让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难过。城里人住一次院平均大约要7000块钱，农民住一次院大约2000块钱，70%的农民因病死亡，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里。这说明我们的医疗发展还赶不上人民的需求。我在报告时讲到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数字是抽象的。组成这些抽象数字的，该是多少人的生老病死及其喜怒哀怨！普通百姓，谁人不能道出几个自己抑或自己的亲人看病难、看病贵的例子呢？
应当承认，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体制，从当初的制度设计上，就没有做出以全体国民为服务对象的制度安排，这是造成今日看病难、尤其是农民看病难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旧有体制下，公共卫生制度的运行靠的是国家财政的支撑。而在这样的财政制度中，农民并不是公共产品的享有者。这一点，即使在医疗卫生体制和财政体制已经进行了大幅改革的现在，也仍然没有改变。实际上，由于没有把公共卫生服务和国民健康保障作为政府应当向全体国民提供的、以及应当由国家公共财政所主导、参与和支持的基础性公共产品，致使国家公共卫生体制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更多、更方便地享用公共卫生服务，并没有使基础性的国民健康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深入到更广大的地区。即使在城市，随着医疗服务机构办公条件的改善和诊疗设备的升级，越来越昂贵的医疗价格，使得看病简直成了普通百姓生活中一件最“奢侈”的事情。事实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的一个几乎共同的原因，就是这些家庭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生病的成员。具体而言，“求医问药”是导致许多家庭经济状况迅速和彻底恶化的直接原因。因此，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如果没有完善的、人们用得起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那么，对于个体家庭而言，他们的温饱是脆弱的温饱，小康是脆弱的小康。并且，对于贫困地区那些正处于脱贫过程中的家庭来说，如果没有国民健康服务体制的保障，他们的脱贫也只能是一个用于阶段性统计的数字，而不具有彻底改变其生活与命运的意义。小康之康，首要的意义就是安康。这个要义不应该仅仅是那些令人眩目的数字，而应该是能够让人们切切实实感同身受的有相当质量的日常生活。
说到底，所谓国民健康医疗服务保障，是一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应该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制度。这样的制度如何建立、怎样运行，既受制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即使在发达国家，对这一制度设计与安排的些微更动，都会成为全体国民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政党纲领和选举政治中的最重要话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体现社会公平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如此国情，却并不是我们可以迟延建立这一体系的根据。其实，当今的医疗服务制度，最为民众所诟病、从而需要改变的地方，并非那些需要“联动”其他制度、或者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而是早就应该解决而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如药价畸高不下、诊疗收费不合理、农村地区没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一个人治病所搭进去的代价，往往就是其全家的和睦与幸福。因此，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不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真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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