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编者按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新的总结升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南。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

解决好发展过程中的认识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

不同的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协调现象，有些是现阶段难以避免的，但有的则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发展观有关。有的领导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曲解为“只有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曲解为“经济增长是执政兴国的惟一要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的最终目的曲解为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物质目标，把发展曲解为短期的、一时的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依据，我们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好发展的认识问题。

第一，要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的一种运动状态，但又不是事物的一般的运动状态，而是特指事物向前的、向上的、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运动。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社会发展也是如此。辩证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对立统一的发展。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运用辩证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在各类社会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认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并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辩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任何事物发展都是一个系统的过程，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辩证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相对平衡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畸形的、单一要素突进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兼顾社会发展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各要素全面发展，社会整体才能进步。

辩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协调的发展。辩证法的普遍原则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普遍联系，实质上就是讲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兼顾的、对称的，否则就是畸形的发展，甚至是倒退和停顿。辩证发展是讲协调的，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自动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稳定等社会协调发展综合目标的实现，这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辩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任何一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发展，一定要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看，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注重三种资源的可持续性：一是物的资源，即自然、环境等资源，可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文资源，知识、信息、思想、道德、文化等是不可或缺的;三是政治资源，良好的民主政治、健全的法律体系、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坚强的领导核心，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哲学阐明，应当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是认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强调不能把经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因素，要讲人的作用，讲自然、人口、法律、政治、文化、思想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阐述经济社会发展，总是既强调社会发展的重点方面，又强调其他方面因素的作用；既强调人的主动性、自然的制约作用及物质、经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又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以及社会各个因素、各个领域及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那种认为发展只是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全面发展的观点，在理论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可以划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经济是惟一决定因素”的庸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限，搞清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一些领导干部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盲目追求所谓“政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关联。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们只有尊重规律、把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尊重和把握规律，按照规律办事。

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

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是否为了人民，是判断一种理论和一个政党性质的根本标尺。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断。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服务的对象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自己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无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无论是革命的探索还是建设的实践，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恩格斯说：“科学越是大公无私，它就越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成为判断一个理论或政党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尺。

第二，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就是以人民为本，这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突出表现。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按照资本的逻辑在资本的主导下进行，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其客观的结果是，既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也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畸形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践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开辟了现实空间。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并非一帆风顺。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为人民谋福利为旨归。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人民的利益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实践要求和评价标准之中。科学发展观是针对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如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仍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地区差距长期得不到扭转，不仅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这关系中华民族的生存与长远发展。“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基于人民利益的立场从政策层面作出的科学决策。人民的利益是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效果的最高标准。能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衡量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切实落实的惟一尺度。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片面追求速度的现象，是与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没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致。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一切决策和实践，才能自觉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又总结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进一步回答了为何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的升华。科学发展观既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又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思想。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也就是说，要将科学发展观贯串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领域和全部过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方向、总揽发展全局、落实发展措施、解决发展难题，坚持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

首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谋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系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必须精心谋划，制定好发展的规划，协调好发展的大局，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解决好关系发展的各种难题。当前，首先要谋划好今年的发展大计。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已经对今年的发展做了充分的谋划。在此基础上，各个地方和部门还要更加具体地谋划自身的发展。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制定“十一五”计划的问题。我们的一切努力，包括未来的五年、十年，朝什么方向发展？重点发展什么？怎样更好地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用科学发展观加以指导。只有进一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高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并将其贯穿到对发展的全部谋划中去，才能使今年和未来发展的各项部署、各种举措、各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谋划和规划的阶段，要把握方向、把住关口，这可以避免随后可能出现的很多弯路、损失，比那种走了弯路再回过头来加以纠正，要经济得多、科学得多、有效得多。所以，抓住“谋划”、“筹划”、“计划”、“规划”这样一个起始和关键的环节，用科学发展观加以“统领”，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抓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并没有变“软”。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上依然要靠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只能牢记而不能忘记。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的任务决不能放松。任何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任何发展上的时松时紧，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所以，在新的一年的工作中，在未来的各项事业中，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抓发展、实现发展和更好更快地发展。而抓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加以“统领”、指导和促进。要在科学发展的大局下来行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和进步。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今年是全面完成“十五”任务、为“十一五”发展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至关重要。必须认真抓好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落实发展的各项措施。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经过两会，这样一些举措和要求都已经明确，现在关键是落实。这样一些部署和举措落实了，科学发展观也就进一步落实了。

第三，坚持用科学发展观促发展。发展要“谋”，要“抓”，也要“促”。“促”的角度、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有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们的社会面貌不可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没有现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更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20多年，走得很好，成绩很大。但这条路还没有结束，还需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因而会带来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好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关系，使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保持稳定，实现和谐，就需要将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自觉地坚持和运用科学发展观。我们目前遇到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至于开放，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国际竞争和合作的舞台上发展自己的问题。改革要继续深入地推进下去。今年，我们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温家宝总理多次说：“今年是改革年”。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就要落实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中国的发展之路也才能走得更扎实、更稳健和更快捷。

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重大关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周天勇

为了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如下几个重大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阶段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系。既要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的各种消耗，提升产业结构，形成节能和节水型的生活方式，使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和生活方式转变为低投入和低消耗。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正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耐用消费品、交通、城市建设等物质需要为主的消费需求，与发达国家以服务为主的消费内容不同，这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我们GDP能源、钢材、水泥、铝材、玻璃等消耗要比发达国家GDP消耗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不能科学地宏观调控，也会导致电力、能源、原材料的短缺。

其次，要正确处理国情国力与城乡居民公共需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使生产建设型的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变。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多方筹集资金，建设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满足城乡居民对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我们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财政实力还不雄厚，需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的是，只能建设一个与中国国情国力相适应的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再次，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一个讨论了多年的老话题，但是在今天和未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些原则：除了公平需要要与生产力水平和财政能力相适应外，一是要坚持机会公平为主，结果公平为辅。维护利益公平，以扩大普及教育投入，提高各劳动者竞争的素质，加大公共医疗投入，防止因病致贫，维护劳动和土地等权益为重，辅之以社保和救济等措施。二是要坚持鼓励就业创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政府要尽可能地培训劳动者，提高其技能和创业能力，并创造体制和政策环境，尽可能多地使劳动者就业，而将失业保障和生活救济等等，放在少量补充的辅助作用上。三是要坚持鼓励劳动者、企业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提高效率，加速技术进步，加快发展，增加生产力及物质和服务产品，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基础上，逐步地扩大和提高公平的范围和水平。

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的功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土地管理方面，由供求决定土地价格，使城乡土地价格反映土地资源稀缺程度，由合理的土地价格分配更多的利益与农民，再辅之以城乡建设规划，将土地资源管好和用好。二是在扩大就业方面，政府的职能是加大培训投入、减免税费、创业贴息、免费发布信息，改革体制，创造宽松的就业和创业环境等；市场的功能则是鼓励自我择业、自我创业和企业带动就业，工资和就业机会调节，社会吸收容纳。三是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可以发展和利用社会非政府环保组织，利用新闻监督，利用排污总量控制、配额管理，利用排污收费机制等等，用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办法来解决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第五，把握和处理好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由于人口流动、个体工商户发展、单位家属院逐步解体、商品性住宅区兴起、劳动者就业岗位的流动性增强等等，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面临着从过去的政权―单位和行政村―家庭和个人，向政权―非政府组织―家庭和个人形式转变。因此，在控制和精简政权机构和人员的同时，需要大力发育和发展商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中介组织、慈善机构、环保公益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等民间非政府组织，形成社会自律，节约执政成本，建立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建设和形成和谐社会。第六，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和多民族的国家，尤其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之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集中、稳定和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发展经济。这是不容质疑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地域的地理、历史、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差异，调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界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经济调节、经济监督、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方面各自的责任范围。以此为据，一要确定中央和各级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以各自的事务责任来合理分配和支出财税资源，以及转移支付的范围和数量；二要以各自所负的责任来确定各级政权所应有的权力，防止有责任而无权力的情况发生；三是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以经济、法律和市场的手段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尽量减少地方往中央各部门跑的审批、许可等等项目，避免低效率，防止腐败的滋生。

树立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不开放就不能发展。这是2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切身体会。但是讲开放，不能只讲对外开放，还必须讲对内开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树立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

第一,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全面理解开放的意义。事物的内外结构决定事物的“命”和“运”。“命”者，定也，“运”者，变也。不同的内部结构决定事物不同的“命”，即在特定质的状态相对稳定、封闭、停滞的时间长短；外部结构（环境）决定事物的“运”，即开放、变化、转化的契机、速度和程度。有准备，才能“时来运转”，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开放不开放，什么时候开放，决定的因素还是内因，要看事物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矛盾转化的状态和外部的环境。事物内部结构的矛盾转化到具备开放的条件，外部结构不具备，也不能开放；外部结构具备了开放的条件，内部结构、矛盾转化程度不够接受开放的条件也不能开放。开放是由事物的内外结构共同决定的。发展就是事物借助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的合力改变“命”和“运”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开放是发展的需要、发展的结果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作为一个经济体，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本质就是与外界交换、互补、合作、联合的过程，就是经济要素重新组合、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发展的过程。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开放有两重含义：“开”是让进来，“放”是走出去。开与放，都不是一厢情愿，不是无条件的，有统一性才能走出去，让进来。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开放反过来促进发展。时至今日，我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大部分地区，还不具备开放的条件。落后的生产方式抓住人们走不出去。用大开放换来大开发、大发展，方向是对的，但自身条件不具备，也是急不得的。各地政府应该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加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没有梧桐树，难招凤凰来。

第二,必须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对一个人、一个经济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是外？你不能说邻居不是外、临近的企业不是外、临近的地区不是外、临近的国家不是外。其实“我”以外都是外。个人、企业、地区、国家内部结构都必须开放，才能吸收外来的东西，才能新陈代谢。那么，从所谓“我”身上的某一个点来说，其他部位也是外。既然开放是全方位的，无内外的，那么对国内外、省内外、市内外、区内外，开放政策必须统一。开放不分你、我、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都按要素分配，在经济关系上，不要用什么血缘、地缘、国籍来代替经济利益，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开放由内到外、内外兼修是正常顺序，以外促内是特殊手段。开放的过程就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先练好内功。封闭，是由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束缚人们的眼界、认识能力、观念所造成的。开放，首先要从改变人的观念入手。要善于解剖自己了解别人，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别人的长处和短处，善于运用以长补短、互补共荣的客观规律。开放，要从自己内部开始，由近及远，从易到难。

第三,必须坚持内大外小的开放度战略布局。全方位开放，是强调开放的方位要全，不能只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内开放。但开放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内大外小的原则。片面强调对外贸易，不是大国战略。GDP的45％以上都依赖外贸，容易受制于人。美国的贸易量虽然在国际贸易中比重很大，但它们的国内贸易量更大。国内贸易量大，说明国内的开放度大。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形成“外2内8”的开放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突破小农意识，加大区域结构调整的力度。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放弃地区结构自求平衡的观念。每一个经济区域的结构，都是由更大的地区、更高的层次决定的。省际区域结构是由国家经济结构决定的，是由中央政府规划和调整的；市际区域结构是由省际区域结构决定的，是由省政府规划和调整的；县际区域结构是由地级市政府规划和调整的。各个级次的地区，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应该由本级政府制定自己的区域结构规划，更不要自己调整什么结构。一个小的地区不要考虑什么一、二、三产业结构，哪个产业有优势，就集中精力发展那个产业。

区域结构产业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小要相对专，大要相对全，越小越要专，越大越要全；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度，应该从内到外逐步递减；大小不同经济体的开放度，应该从大到小逐步递增。目前对内开放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开放与竞争的关系，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开放。如果我们能始终明确开放和竞争不是目的，都是为了发展，我们就会处理好争与不争的关系，自身有优势的一定要争，没有优势的干脆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