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21世纪，重新研究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需要展开两个方面的前提性工作：一是对整个20世纪所奠定的文本研究基础进行系统的清理，二是对文本解读的方法进行深刻的省思。可以说，这种清理与省思，是当代马克思文本研究者学术自觉与创新的表征和体现，直接关乎这种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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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后还会发现，长期以来很少有论者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际上处于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以至于对诸如“马克思一生究竟写过多少部（篇）著述”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梳理清楚，因而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马克思去世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文献研究者，多数是某一部（篇）或某一时间段的专家，而从总体的角度对其著述做宏观的把握和统计者是非常少的。而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看，“现实问题研究”和“比较研究”一直是热点，“文本研究”显得相对冷门；即使是“文本研究”，人们对做版本甄别、史实考证的兴趣也不大，很多学者更看重用新的思路、方法、术语“挖掘”、“阐释”和“发挥”马克思的思想，以彰显其当代意义，而且在对作为其重点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也显得太过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样的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但是，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严格的甄别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这对于我们从宏观上鸟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把握马克思写作的特点、文体的类型、文本的曲折历程和思想被接受的种种复杂情形，以便尽可能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态、时代特质和精神风貌，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是文本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历程中，由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情形、千差万别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方面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形成了多种派别或研究类型。诸如作为战友和同道的恩格斯等人的阐释和宣传、列宁等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文本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马”的“嫁接”和“东欧”的“发现”、“马克思学”的归旨与MEGA版的编纂原则，以及西方马克思研究界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关于文本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概括地看，方法论的焦点问题是“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就是说，我们应当遵循的是以历史性为基础再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的路径，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与观点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历史镜像和思想体系？马克思研究与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有着怎样的共性和特殊之处？这一焦点问题又关涉到文本研究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等问题。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经过20世纪哲学的纵深发展，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纷纷涌现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情况下，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迎应这些变化？恪守过去的解读观念、模式和路数肯定是行不通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就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用现在流行的哲学观念和解读模式取而代之，直接将它们移植到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及其思想的阐释中来？解释学流行以来，我国学界引入“视界融合”的说法，多数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文本不单是由作者完成的，文本的解读者也参与到写作情境之中，可以说是二者合作完成的作品；文本解读则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相同问题进行的一种对话。这种看法，如果是旨在提醒和警示解读者注意作者及其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进而避免单一化、片面性的理解，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认为，严格说来所谓“对话”云云却是说不上的。因为解读者与作者并不处于同一时空情境中：作者的写作时间在解读者介入阅读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过去了，这里显然有一个时间距离差；作者与解读者又置身于不同的物理空间状态与精神文化氛围，又有一个空间距离差。在通常的意义上，对话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但时空的距离把作者与解读者隔开了，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倾谈，只有解读者去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怎么接受解读者的反馈呢？我们不能把形象化的比喻与夸张奉为学术研究的原则甚至圭臬。对此，我的看法是，解读模式或解读方法绝不是与文本本身可以分离开来的异在，如果在文本研究中，自恃一种外在的、异质的方法，再加上摘录出的只言片语、段落篇目，而不必进入文本内部条分缕析，就可以作出全新的阐释，那很难保证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与恒定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仍然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或者说尚属一种“外围性”的考察，而真正的研究需要进入其文本内部去条分缕析。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透视，断代研究还是个案分析，史实考证还是思想梳理等等，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与心血，而这是更为繁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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