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武汉大学长江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目前,已在国际经济
学界权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入选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担任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评选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中国有句名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这些搞经济、金融科学的,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罗伯特・蒙代尔一起,受聘为本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颇感压力,同时也非常激动。
大学需要大师。上次我和北京某高校的人开玩笑 其实你们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请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请一个大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大师。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各国青年学生就会上中国留学了,而不会选择去美国。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类似的研究机构,办几所名符其实的高等研究院。我们也有这个财力,养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呢 我们从普林斯顿这个小城镇当初如何办起高等研究院 IAS 得到一些启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万美元,办起了日后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刚开张时,该院只请了五个人。他们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接着是戈德尔,后来是数学家亚历山大,再后来是数学家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人普林斯顿名声大噪。
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位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年,院里要把陈省身先生留下来,让他当数学联刊主编;华罗庚先生成名于普林斯顿;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丘成桐先生在那里得的菲尔兹奖……
长期以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只有无用知识,才是最终最有用的。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
大力激发青年科学家拼搏意识
崔占峰 （大连理工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1984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到英国作博士后,1991 1994年先后在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作讲师。2000年起,任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化学工程学科主任、学科教授。他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教授，也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国外是非常有影响的。留学人员以能回国竞聘为长江学者为荣,受聘为长江学者也是许多年轻留学人员的努力目标。我认为这一计划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人才为本”,这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强校战略是一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我国属于“超常规举措”,其影响不仅在集聚高层次人才,也唤起和激发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年青人的奋斗和拼搏意识。
近几年来,看到国内高校的目标已转向国际前沿,这使人振奋。我认为,加快国内大学建设，可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利用海外优质人才资源,特别是脑力资源
一、邀请海外专家参与重大项目评审。在国际上,重大项目的评审均有国外专家参与,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学术水平,主要还在于他们能提供不同的审视角度。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在重大项目,比如说863、973计划、985工程平台建设、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等国家重大项目评审上,适当聘请海外专家参与。
二、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比如可以请3 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某一大学某一相关学科进行“会诊”,对该学科的国际化发展提出建议。
三、建立教育部长国际合作基金。可以促成国内外大学的交流和合作。钱不在多,但要短、平、快。具体项目专款专用,申请简便,审批迅速。
哲学社科学者要关注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姜波克 （复旦大学长江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生导师,留学英国并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回国任教。他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获得教育部及金融界的普遍赞誉,认为是国际金融第三代教材诞生的标志;《国际金融新编》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列为教育部全国推荐教材。他主讲的国际金融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改革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作为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感到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汇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优秀拔尖人才,参与研究和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认为,作为长江学者,首先要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奋斗精神,要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作出贡献。这就要求每一位长江特聘教授通过自身研究探索,不断提高扩大其全球理念和前沿视野,否则,无法领导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27个年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我国社会固有的条件和传统的习俗,还日益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和压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更要了解国情,立足改革发展实际,解决现实问题。
1997年,我们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国内很多项目被迫停止,经济一度到了紧缩的边缘。近两年,我们又面临外资持续流入,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外部失衡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我们严重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冲击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的相互冲突。解决开放经济下的这对矛盾,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创新和发展。
我在2000年提出创立内外均衡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这项工作现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想在长江学者计划的支持下,发展一套较完整地解决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为丰富我国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和发展一门完整的新学科―――国际金融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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