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汉语教材要实现多样化

教育周刊：最近，您在有的场合对于高校的汉语教学发表了一些引人兴趣的意见。作为一位新闻业的高级编辑，现

张巨龄：汉语言学，也包括一般语言学，是高等院校文科，特别是语言专业必修的重要基础课。近两年，我明显地感觉到，高校中汉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表现出某种状态的缺乏活力与沉闷。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材统得过死，而且内容陈旧；二是来自校外的各种名目的干预不断，影响着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完全的知识传授型的教学，与学生汲取式的学习，束缚着师生的创造性和开发精神。先看教材问题，全国各地不同类型高校的文科专业恐怕要有数百处，而特地标上“×××推荐”，或“××试点”字样的汉语、语言学教材就那么几种。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上世纪70、80年代编写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们在相应历史时期所达到的学术辉煌，也不能否认它们在高校汉语、语言学教学的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培养新一代语言工作者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语言必定是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必定每时每刻在发展变化着，虽然它们当中有的也不断在修订、增润，但是大的结构、理论，尤其是语言法则、规范，甚至例语、例句等，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滞后与陈旧的状态。一部标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字样的“汉语”，在谈到“反语”的修辞手段时，举例所用竟还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人物的台词！人们语言的使用在不断向前，新词语层出不穷，比如，“月亮知道我的心”、“星星点灯”等这样错位指示的组合，再如，“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比拟或语句到底能不能通过？“很阳光”、“非常现代”这样的短语到底为什么得以流行？所有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现象，在等待着破解，生活在21世纪的莘莘学子们多么期盼我们的语言教学与研究能贴近他们！但，我们却依旧使用着（有时甚至不用还不行的）他们尚未出生时的“现代汉语”，用历史的旧的语法，去鉴别从未有过的语言现象。这就使本应，也本可以生机盎然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变得枯燥无味。据我所知，某高校中文系99级毕业生200余人所写毕业论文，涉及汉语的仅6篇，可见学生们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低到了何等程度！我想，其主要责任恐怕不在教师，更不在学生。

教育周刊：您的这些意见的确值得深思。不过，您所说的“统”的教材，据了解，有的只是标着“试点”、“推荐”的字样，似乎不是一种硬性的，指令性的。应当怎样看待它们？那么，您认为不应该有统一的教材吗？

张巨龄：这正是我要说的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教材的编选和使用，是个面向实践的系统工程，当然不能这么直截了当。这里，请允许我谈一点个人的切身体验。我是上世纪60年代进入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致力语文学习的。我的汉语老师刘世儒、张寿康、徐仲华等，都是我国现、当代语言学和语文教育史上可以有所书之的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但那时，他们有的还是副教授，或仅是讲师。他们上课，讲义都是自编，写一章讲一章，随讲随发。由于教材是自己写，又阐述着自己个人的学术观点，讲起来就往来自如，谈笑风生，我们听得就饶有兴致，记忆深刻。到现在，他们的有些教学情景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尤其使我们受益永久的是，他们那种为难自我、勤苦治学的精神，确实深深打动着我们这一代。我视他们为今天自己教学的楷模，也视之为逼（请注意，我这儿说的是“逼”）自己不断进取，创造性地成就个人学术意识的催动力！今天，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语言学的队伍比以往壮大得多，规范化的要求要加强。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做一些教材统一的工作是有条件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不宜统得过死。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像基础教育那样，主要的是传授知识和培养基本的技能，而是培养，特别是开发创造力和科研能力，包括教师在内，尤其是年轻的，初登大学讲台的教师。他们的开发、创造精神，和相应的教学行动，对于自己，是走向事业辉煌的光彩之路；对于学生，则是追随的榜样。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据我所知，尽管教材上写的只是“推荐”、“试点”，但每年的各级有关部门所进行的名目繁多的“评估”、“检查”活动，却往往成文，或不成文地把使用“推荐”的教材的比例列为该校、系“合格”与否，以至其是否可以升格，或继续生存的标准之一。这样，貌似非指令性的教材就无形中变成了硬性的规定。为了适应这些“评估”，教授们不得不收起自己苦心建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学术体系、观点，而违心地去宣传他人的，甚至是自己未有共鸣的观点；而讲师、副教授为了晋升，除此之外还要一面学、讲人家的东西，一面写自己体系、观点的书，写了不能做本版书，只得采用自费方式，把书价转嫁到学生身上。学生买了书，看老师不讲也不用，有的就戏称之“垃圾教材”，多了便当作“废品”卖到该去的地方，殊不知，他们老师呕心沥血的著作，正不乏真知灼见。只是为“评估”、“检查”，以及学校前途、命运的“大局”计，才忍痛割爱，才不得张扬的呢！

教育周刊：这真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张巨龄：是的。无论如何，不应责怪教师，更不应责怪学生。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都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彪炳之作。而它们的基础就是两位先生当年自己编写的授课讲义。没有这个边写边讲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在世界汉语学界得以引为骄傲的吕叔湘、王力等大师，就不会有我们汉语言学今天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已经建树了辉煌，还需要建树更大辉煌的中国语言学界，以及高校汉语教学与研究事业，正翘望有新的更多的王力、吕叔湘们走来！

从上面的这些认识出发，我认为，从战略意义的高度，对目前的高校教材，特别是汉语教材的编、选、用等做一次新的规划、调整，或许是势在必行的了。总之，依然统得过死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