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序跋写作，是得到了孙犁同志的鼓动。可以说，我的第一篇跋文，就是被孙犁逼出来的。我和孙犁初识于1978年，开始是工作上的联系，来往多了，谈得就随便，去多伦道孙宅聊天，成了日常的一件快事。那些年是孙犁写作的旺季，很多文字发表前，我有幸成为第一读者。因此，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季涤尘编辑约我为孙犁编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87为孙犁编《耕堂序跋》时，我就主动提出，我写编后记，请孙犁作序。序跋文字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耕堂序跋》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骆驼丛书”，孙犁也很看重，提供了不少我没有读过的序跋，并特别嘱咐，要将刚刚发现的、他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所写《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的《后记》收入。为此，他在土纸本的复印件上，一一订正看不清晰的字句。但是说到写序，这一次他是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我知道，孙犁对于写序一事，看得分量很重，正因如此，序跋之道也让孙犁伤透了心。想当年，孙犁第一次为别人的作品写序，是1978年的《韩映山<紫苇集>小引》。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反复强调：“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并提出好的序跋的标准是“极有情致，极有分寸。”后来在《文集自序》中，孙犁又说：“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及至到了《序的教训》一文，孙犁因真心对友，反遭其辱，仍坚持自己的信念：“正体之序，应提举纲要，论列篇章。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佣。”这些话，对于我的序跋写作，是时时的警醒与鞭策。
198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落花》出版，我写了一篇自序。我寄给钱锺书先生一本，此前，我曾就外国散文丛书的编选，请教过钱先生。没想到时隔不久，竟收到钱先生亲笔手书一封，信中写道：“奉到惠书并尊著散文集，十分感谢！已把序文快读一过。想起《离骚》‘餐秋菊之落英’，古注‘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此诠大可移赠。”因我在《<落花>自序》中以落花自况，有“百花盛开，我花独谢”之句，先生体察到我的心境，随手拈来《离骚》古注化解我的颓唐，鼓励我以《落花》为始，不惮于前行。钱先生的厚意令我感念至今。感念之余，我也庆幸自己写了这篇序，才引得先生的锦函赐教。从此，对于序跋之作，无论述己，抑或论人，就格外看重了。
199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计划出版一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其中的“散文卷”原约定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编选，双方已签有协议。不料临近交稿日期，这位名家交不出选目，对出版社的催问也拒不回复，主其事者急得如火上房，驰函问我可否助一臂之力？此时距全套书集稿时间已经很近。我在业中多年，知此事如梨园行中的“救场”，容不得推辞，便答应了。选目通过后，出版社的负责同志提出，依丛书惯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领衔主编，“散文卷”拟请巴金先生领衔。我表示这自然好，就是不知巴老是否答应？该书定稿时，责任编辑告诉我，巴老答应了，而且听中间人说到我参与编选工作，巴老说：“我记得他。”一句话令我十分感动，1980年创办《散文》月刊时，我曾去上海乌鲁木齐路寓所拜访过巴老，以后就只有在文字上见面了。没想到因为这一次“救场”之举，倒成就了我和巴老的一段编书缘。在该书的《导言》中，我郑重地表明：“巴金老人倡导的‘写真话’原则，是本书编选中贯彻始终的宗旨。”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对巴老致以一个编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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