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1972年生于西安，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记者：刚刚过去的黄金周红火收场。据你的分析,今年黄金周有哪些新的特点？
宋瑞：今年五一的旅游市场的新特点，一是部分景区景点门票涨价。尽管决定出游的人，百元的门票涨幅在其总的旅游支出中所占比例不太高，但至少从心理上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也在成本上给旅行社带来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了客流的流向。其二是红色旅游日渐走俏。从区域、线路看，传统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和线路，如井冈山、延安、韶山、西柏坡等继续升温，一些新的与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等密切结合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如太行山、大别山、赣北皖南、百色、阿坝、六盘山等，成为新的热点。
记者：据了解，当前旅游市场出现了错开式消费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什么？
宋瑞：一，在消费活动上错开。黄金周实行七年以后，目前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不一定非要外出旅游，也倾向于在居住地进行其他活动，如健身、娱乐、学习等。二，在消费时间上错开，不一定要从五月一日开始、五月七日结束，而是提前和错后。随着天气转暖，从4月初开始，各大城市外出旅游的居民就多起来了，错开时间旅游，这样既保障了旅游质量，也节约了部分开支。另外，选择“五一”后旅游的人也不少。三，在旅游目的地上错开，即不一定要去旅游热点地区，不一定要长途旅游。目前选择短途旅游（包括省内游、城郊游、周边游等）的游客越来越多，人们不再热衷于赶集式的长途跋涉；同时选择新兴景点和地区的人也增多，大家不再挤在一些热点地区和著名景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的热线比较分散，不像以往多集中在北京、华东、桂林、海南等传统热线上，西部旅游成为特点。例如广东省至桂林、云南、华东、贵州等线路仍然保持旺势，而张家界、九寨沟等传统热线游客量却有所减少。这既与其节前炒得沸沸扬扬的门票涨价有关，也归功于西部地区许多景点交通、住宿等服务设施条件的改善。四，在旅游方式上错开，不一定要选择旅行社出游，例如今年各地最火爆的自驾车游就是明显的例子。
记者：在盘点黄金周经济效益的同时,关于黄金周的负面报道也频频出现,比如交通拥挤、景点暴满、服务下降、宰客欺客，等等。如何看待这种利弊
宋瑞：对于黄金周的利弊功过要客观看待，片面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随着黄金周的发展，一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不管是从政府相关部门和旅游行业企业的供给和管理来看，还是从旅游者的消费选择来看，黄金周的各种矛盾正在缓解和解决，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日趋理性。而从黄金周的意义和历史使命来看，它不仅有效地刺激了内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公众的旅游意识，从而促进了国内旅游的大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大众旅游的热潮是伴随“黄金周”出现而出现的，甚至可以说国内旅游市场是“黄金周”启动的。
记者：有人认为应该用带薪假期来替代黄金周,对此你有何看法？
宋瑞：第一，带薪假期在中国早就存在。1990年代初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5条中就有明确规定，而且一些有条件的机关、企业都在实行着。只是实行的普遍性、强制力度有限而已。第二，带薪假期由来已久，并没有促进包括旅游在内的消费领域的集聚发展，这与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生产方式、劳动力市场供给、家庭消费特点、旅游消费行为等都有很大关系。第三，带薪假期和黄金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黄金周实际上是综合了工时制度产生的每周休息日和劳动者的节日休假，是工时制度产生的休息日和节假日的位移连接。带薪假期制度和黄金周制度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第四，一个社会休假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很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其中既有政府的宏观指导，也有社会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最终要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第五，在休假制度中，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应该由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规定实施的，哪些是由劳动力供求双方通过合同和契约来确定的。第六，从更广泛意义上看，作为影响到社会全体公众生活的公共制度，休假制度的制定至少要考虑两个原则：其一是人性化原则。也就说，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改革要考虑以人为本，尽量避免可能导致的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损失。同时，休假制度的制定，要必须考虑到法律、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不能仅仅从某个单一的方面来衡量。其二是符合市场规律。作为政府的调控手段，公共制度的出台，必须是建立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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