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雷：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孙亚军：公司经理、家长
缘起
金庸受聘于浙江大学，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然而那只是一个开始，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聘来了周星驰，张铁林又当上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究竟是什么把高校和文化圈、演艺圈的名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嘉宾,分别从经济、社会以及普通人的角度出发谈谈他们的看法。
名人为高校聚集了社会注意力
记者：聘请文化界、影视界名人、明星来高校任职任教，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谈过，张教授，您是专门研究注意力经济的，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述，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究竟是什么把高校和名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张雷：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太多,导致区别重要与琐碎、正确与谬误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重要，区别与筛选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拥有注意力资源的信息无疑在当中占有优势，而名人身上聚集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注意力，从注意力经济的角度看，聘请名人是高校在抢夺注意力资源。
记者：请您详细谈谈在注意力经济中，名人和明星处于一种什么位置。
张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明星，其实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提到一个新片，总说是谁谁谁的新片，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是以名人为中心，这就是名人的地位。注意力经济时代最为有效的体制就是“名人体制”，所谓“名人体制”就是以名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体系最早出现在演艺界，后来逐渐延伸到体育界，现在又迅速地向各行各业渗透：企业实施名企业家制度、律师楼实施名律师制度、医院实施名医制度、媒介实施名主持人制度、学校实施名师制度成为社会的常态。西方有位注意力经济学家认为，名人是注意力的“银行”，名人身上蕴藏着大量的社会注意力资源。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拥有名人就会给自身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有效地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
记者：我现在理解了高校为何需要名人，但是高校本身就是培养人的地方，他们为何不自己培养名人呢？毕竟，已经成名的名人们也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打拼出来的。
张雷：据我所知，不少学校也采取各种措施培养自己的“名家”，但严酷的竞争使不少高校领导意识到，仅仅靠自己培育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在当今社会，事业有成的专家、学者要成为“名家”已经越来越难，因为有太多的“名人”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有太多的东西在稀释我们的注意力。在多变的社会，一个教授成为校内知名的教授都很困难，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校长是谁。另一方面，培养一位名家的成本也很高。人才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名人的周期太长，时不我待。相对而言，社会名人不仅“立等可取”，而且这些人通常都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们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也可以激发社会公众的热情，他们的到来会给学校带来大量的社会注意力资源。要知道，在公关业界新闻报道的价值是用广告宣传费的当量来计算的。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给这所学校带来的宣传报道机会是让人羡慕的，尽管对浙大的做法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争议又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高校需要名人来炒作吗
记者：名人确实可以带来足够多的注意力，但是很多高校已经非常有名了，称得上备受关注，按说，他们是不缺名气和注意力的，可为何他们还要拿名人来炒作自己呢？
徐友渔：是的，高校现在还没有到这种拼命吸引人的地步，不像卖电视的，必须拼命降价。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目前还是卖方市场，没有到要靠找个名人来做院长，以此来扩大生源的地步。另外，这样做也看不出来和学校的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张铁林在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当院长，会不会给这里的学生带来更多的接触影视界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就业？这样的理由是无耻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北大经济学院应该请大企业家来做院长，政治方面的院系应该请政府官员来任教了。
孙亚军：我觉得这里不应该排除名人借高校炒作自己的可能性。其实这也是一种交易。对高校来说，通过名人的广告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对学校的关注，从而带来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收益。对名人来说，搭上高校这层关系，会提高自己的美誉度，从而获得自我认可和更多的社会认可。所以我觉得在这笔“生意”中，名人赚得比高校多。
记者：孙先生，如果您现在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您会不会把院长是不是名人作为一项考虑的内容？
孙亚军：我当然不会考虑这个了，我要考虑的是学校的水平和孩子学习的氛围。但是不可否认，通过这些名人，我确实知道了一些学校，比如作为北方人，我以前对南方的学校了解得很少，只知道暨南大学，但是现在提到暨大，就会想到他们还有一所艺术学院。
记者：看来高校还是赚取了一定的名声。但除了名声，现在人们还争论，名人到高校后能不能做好交给他们的教学工作。
徐友渔：有些名人受聘于大学，做得很好。比如，作家王安忆，她本身学历并不高，在复旦中文系讲课，就做得非常好，工作认真，很受学生欢迎；还有韩少功在湖南一所大学也做得挺好的。如果名人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和教授这个称号，没人反对。金庸在浙大，如果他教创作课，那可能就很好，但是教历史，明显他是不够格的。我不支持一些高校聘请名人，但是也反对一听说聘请名人就跳起来批评。
客观看待名人在高校任职
记者：目前高校聘请名人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此发展下去会对我们的生活或者说社会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徐友渔：最大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会给教育造成内伤，因为它有一个强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来说，学校一味追求强烈的名人效应，会让学生觉得自己只要拼命出名就可以了；对学校的教师来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的教授都没有当上院长，而一个外来的明星轻而易举就做了院长，对他们的冲击无疑是很大的。这种标准的改变，会对学校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也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拼命的想办法去出名，后果就很难说了。
张雷：大学是干什么的？培养人才。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信息海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人们对人才的定义也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名声将成为衡量人才价值的重要指标。大学的名声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注意力资本化的形式，另一方面是社会注意力的资本化。建立“名人体制”是学校把社会注意力资源转化为自身无形资产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注意力竞争白热化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
孙亚军：说实话，这种事情我们普通人只是听一下而已，现在老百姓对名人效应也是一种很平静的心态了，比如在街上看到一个电影明星，也不觉得怎么样。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名人到高校任职，高校和名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公众心里也自有一把尺子。如果是双赢的局面，那么高校会选择，名人自然也会选择；如果对双方或者某一方没有促进作用，那么渐渐的也就不会有高校去聘请明星了。
记者：三位的意见看上去有些不合，但仔细分析一下，却是各有各的角度，这也是目前社会上为何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高校需要做大做强，聘请名人来增强知名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聘来的名人又能胜任工作，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怕就怕高校和名人在联姻时是一种“强扭”的关系。目前高校聘请名人任职还处在一个刚刚有苗头的阶段，这种阶段尤其需要高校自省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弊端，如果到了这种“强扭”在高校和名人中泛滥起来再反省，可能会对高校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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