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近代兴起的史实而言，《新青年》杂志并非始作俑者。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启蒙思想家就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对民主、科学的思想也有深刻的认识，但真正将其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思想观念系统介绍到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乃至今天的现代性演进
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5年9月，当《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时，主编陈独秀就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车的两轮，鸟的双翼”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新青年》知识同仁使用最多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一旦两种事物难分伯仲、合则两美、离则两伤时，就会以这样的比喻来诠释其互动的重要性。
“科学”，在近代以来多以“格致”名之；“人权”则是后来《新青年》上言必称的“民主”。随着国人对这两个关键词的认识以及“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对它们的顶礼膜拜，它们后来又分别被“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雅号所取代。应该说，《新青年》同仁之所以对“科学”与“民主”及其关系如此看重，主要还是它们有着对中西文明发展史的深刻体认。在“新青年”同仁那里，西方近代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或是说现代性的演进，都是“科学”基础上的产物，而“人权”观念的落实也是科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敬告青年》中的表述十分明了：“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像时代之产物。”这表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将艺术、人文、宗教乃至心理学等学科都打入非科学的冷宫。这一点从他后期对“科学”的认识中也可窥见一斑。1921年6月1日，当广东读者皆平来信讨论“科学思想”时，他在回信中对空泛的旧文学、哲学提出了质疑，而且表示要以纯粹“事实”论证的态度痛改前非：“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宙宇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通信》，《新青年》9卷2号，1921年6月1日）讲“事实”、拿“证据”，这就是“科学”；否则就是“虚妄”。《新青年》主编的脑子全然被“唯物”的观念所征服。
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的主编没有偏离“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他和同仁把“科学”发展和“民主”（“人权”）观念同样列入“近代文明”的武库中。在他看来，“人权”（民主）乃是对封建专制壁垒而言的，价值趋向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大原。“人权”还是一种分权的“契约”关系，他在翻译法人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时就体悟到这一思想的真谛（《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而且认识到封建制度下的“尊卑”、“贵贱”、“阶级”都是缺乏科学观念的产物（《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15日）。于是，对近代文明或说西方现代性的推崇演化成了对以法兰西为主体的“三事”整合：“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我们看到，所谓“人权”就是被直译为“德先生”的“民主”；所谓“生物进化论”则属于“赛先生”畛域的“科学”。而在此基础上的整合则是一种基于科学观念上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正是“新青年派”主流文化群体设计的现代性演进的科学理念。尽管当时“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学术资源、知识背景、思想路径、价值趋向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在铺垫“科学”与“民主”的底色上却并行不悖。无论是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相对中立的蔡元培、鲁迅，抑或温和的胡适、周作人，他们都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
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迷信”让位于“科学”，“专制”让位于“民主”，这是《新青年》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新青年》同仁可以在谈与不谈政治的问题上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也可以在“标点符号”、“直排横行”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在最后关头由于经济利益的因素在“金牌杂志”的北上与南下问题上闹得不欢而散，但在维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尊严这一点上却是义无反顾、共执一词。对此，我们还可从他们两次言不由衷的“联袂”与“分手”中找到历史的印记。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出版，这是陈独秀“五四运动”出狱后视事所做的第一件事。其实这时的“新青年派”同仁由于学术资源和理想信念的不同，分道扬镳的“事实”已是木已成舟。只是在李大钊的劝说下，陈独秀为了尽量团结同仁“朝着一个方向上走”，以集体力量的配合实现舆论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决意重整原有的“旗鼓”，于是发表了“代表”公同意见的“宣言”：“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贯“自由”发表言论的同仁突然宣布一个近于“纪律”的“公同意见”，多少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这无异于不打自招，《新青年》同仁团体行动的时代大势已去。包罗万象的“宣言”不是整合人心的良方，除却“科学”和“权利”的词汇能够作为公同的指针外，其他诸如陈独秀所说的“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等都是言不由衷的表态，而且所“反对的”和所“主张的”也都是没有着落的空话（《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这从同卷的两篇各立山头的文章也不难发现蛛丝马迹。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是两篇带有总结性、指导性、纲领性的文字。他们将各自要走的道路―――英美的渐进改良路径（自由主义）和法俄的激进革命路径（社会主义）―――进行了规划性的描述。但即便如此，关于“科学”和“民主”的执著，在双方的现代性路径选择中仍然清晰可见。
1919年1月15日，鉴于社会上的重压纷至沓来，主编起草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其中的陈词不止是慷慨，简直是义愤：“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最后，主编牵头代表杂志社同仁的誓言更是透出真诚：“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6卷1号）认定后的执著，执著后的坚定，这是一代知识先驱掷地有声的承诺，更是日后中国现代性演进的精神基石。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与答辩书中关于“科学”精神和“人的运动”（“人权”）之内涵一脉相承；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的总结虽然别有“意义”，但在大是大非的“科学”和“民主”原则问题上却不曾出现偏差，而且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拢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会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罪大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四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1921年后，陈独秀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青年》也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而胡适们则另办《努力周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时他们已经由合作走向分手以至对立，但在不同的“政治主张”背后，“科学”和“民主”仍是中国两个基本思想派别的共同精神底色和理想诉求。
回眸《新青年》的意义
自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的《社告》和《敬告青年》宣布办刊宗旨，到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的《本志宣言》，再到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成为一年四期的季刊之后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杂志虽然历经磨难，但追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可谓矢志不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以学问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从事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件事”（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中寻找着中国现代性的道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新宣言”又将“革命”性进一步彰显，这预示着学问家将向革命家倾斜，文化运动将走向深入的、实际的社会运动。
在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上回眸《新青年》，可以看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对20世纪中国以“民主”、“科学”为龙头的现代性发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思想的辐射力。其“民主”、“科学”、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话语贯穿了历史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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