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常规统计中,并没有劳动参与率的数据。但国家统计局从1993年开始发布经济活动人口、16岁以上人口数据,这样就可以用前者除以后者从而得到16岁以上人口总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在1995年这个数值最高,为79.8%,到2003年降为76.2%。如果单凭这个数据很容易得出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的结论,但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非常大的国家,使得这个数据很难准确反映出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掩盖了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事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总体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例如,英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60年为62.4%,到2000年只略微增加到63.1%。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在20年间只增加了4个百分点,就被美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Sorrentino认为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镇的劳动参与率十年间的变化幅度可能超过了十个百分点,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
我国的5次人口普查中只有最后两次调查了就业状况。对比第四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的数据,我们发现,这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男性。在女性25－49岁这个“黄金劳动年龄”内,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均高于10%。例如在30－34岁这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92.7%降为80.8%。
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行政机关统一进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只有参加工作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来;同时由于工资长期保持低的水平,普通人不可能单凭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养活一家子人,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工作进行劳动。在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时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被推到极限状态。直到1990年,25－39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超过90%。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日本女性1990年只有15－19岁和45－49岁这两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超过了70%,其他组在60%左右。韩国的女性1989年没有一个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超过64%,在25－34岁这个年龄组中,甚至不超过50%。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同期90%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太高了。
我国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了个人的选择,使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有人因为工资太低而选择在家里享受“有闲”生活,有人因为丈夫收入高而成为“职业家庭主妇”,有人因为要全力教养孩子而成为“职业妈妈”;也有一些人由于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也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无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选择结果都是劳动参与率的回落。
除了上述制度变迁的影响,还有两个因素的存在也会加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因素是我国社会的老龄化。我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在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这个数据为3.56%,1982年为4.91%,1990年为5.57%,2000年已经上升到6.96%。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老龄化成为必然。劳动参与率数据的计算中并没有年龄上限,老龄化必然拖低整个数据。另外,包括退休与失业等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社会提供“安全网”的同时,对就业也产生了纯粹的“收入效应”,降低了一部分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也使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不可否认,劳动参与率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给社会带来的压力。正因为如此,有人建议,在失业或下岗问题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相关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参与率。例如针对年轻人增加教育与培训,推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老年人要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等等。这种政策也许可以让一些人退出正规的工作,但他们还可能进入非正规的部门进行工作,或者接受非正规的工作。这样的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而不能成为长期性政策。相反,我们要建议政府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缓解劳动参与率下降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