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其它几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聚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北京高校及研究机构先后发表演讲，就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讨论的内容许多都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我没有能力作出评论，但鉴于他们在北京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我又忍
就个人偏好而言，我最欣赏的是福格尔教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来京的十几位经济学家中最年长者，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说是所有来访者学说中我最熟悉的，而是因为他的坦诚，因为体现在他身上的艺术家气质。福格尔教授演讲的主题是“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他极为乐观地给出了一个让绝大多数活着的人既兴奋又愉快的展望：到2010年，一般而言人的预期寿命都将超过100岁。当然，任何好事都是有代价或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成功地迎接在退休和保健方面的挑战。在我看来，福格尔教授的这项研究成果来自于严格的逻辑论证和翔实的经验支持，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区别于达尔文的“技术－生理进化论”。然而，福格尔教授的开场白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预测人类未来的寿命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如果说科学与艺术的本质之一分别在于精密准确与模棱两可，那么福格尔无疑是在暗示，在某些领域、甚至相当多的领域，经济学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或预测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猜测性。不知怎么，我觉得这句不无调侃的话，道破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而且还为这次经济学大师们的系列演讲定了调。
记得哈耶克曾经讲过（大意），他反对授予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并且给出了如下两点理由：其一，这容易诱使青年人赶经济学时髦，从而产生误导；其二，这容易助长经济学家的狂妄自大心理，认为无所不能。哈耶克认为，和物理学不同，经济学往往会影响到社会上的许多人。鉴于此，哈耶克郑重其事地主张，每一位研究者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之时必须宣誓，承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一切议题保持沉默。读到这个建议时，我犹如醍醐灌顶，因为自己就曾属于经常超越专业边界发表所谓“专家”看法的人。哈耶克的话可作为一种警示，至少被视为一条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渐渐地我发现，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通常越是遵守“哈耶克准则”的模范。福格尔教授自不待言。蒙代尔教授把讨论局限于他最擅长的国际金融领域。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格兰杰教授，则将其理论运用于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加人数及其中长期经济影响的预测之中。莫里斯教授更是对财政及相关问题情有独钟。即便是涉猎甚广、著述颇丰的普雷斯考特教授，也是把关注点聚焦于他稔熟的宏观经济学。
当下的读书人大都读过或知道“剑桥历史系列丛书”，其中《剑桥中国史》和《剑桥欧洲史》等已经有了中文版。然而在约一个世纪前，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却曾对创办此项事业犹豫不决。他拿不定主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网罗不到各大洲或各国史专家，而在于担心找不到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来承担这项工作。在他心目中，一流历史学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资质平平的专家。换言之，无论对某一特殊对象或特定时期熟悉与否，只要历史学巨擘愿意，他就一定能够写出优秀作品来。基于此，我猜想这次经济学大家讲座的主办者有此创意的基本动因之一，与阿克顿勋爵的目标如出一辙：找到高手，听他们谈论中国与世界。而判断某人是否是经济学大师，现成且简便的标准就是诺贝尔奖。套用阿克罗夫在《柠檬商品市场》著名论文中“开发”的思路，世界上同样存在着一个竞争性的经济学家市场，其中，各经济学家的“质量”或水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或信息不对称。为了克服它们带来的诸如逆向选择之弊端，资格证书式的诺贝尔奖评审制度便被发明了。由此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经济学另一个侧面：关键不在于说什么和说得怎么样，而在于什么人说。
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归纳起来有二：供求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在经济学正在“帝国主义化”的今天，对把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讲的举动进行经济学分析也将是蛮有趣的事情。需求无疑是存在的，要紧的是供给的成本和未来收益。不无遗憾的是，虽有统一的分析原则但却没有整齐划一的计算评价方法。结果恐怕又只能是见仁见智了。如果仅从“思想消费者”的角度看，我无疑是一位获益者。（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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