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医疗救济
段惠青在《宋朝医疗救济初探》(刊于《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两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医学的发展,朝廷对疫病防治和医疗救济事业较为重视,官方设置的较为系统的养病、医疗和医
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成崇德在《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日俄战灾的救济
池子华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论述》(刊于《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日俄战争爆发后,为“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款募捐,添设分会,实施救援。三年中,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谱写了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
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
郭良婧在《论孙中山心性文明思想》(刊于《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当今学界一般都把孙中山心性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等同于当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孙中山所言心性指的是人心,所言心性文明主要指的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文明,无法涵盖其中的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文明。但孙中山的心性文明又并非是精神文明的子范畴,其基本内涵同时涉及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意识文明,并主要表现于恢复固有道德、改良国民人格等十个方面。
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
张孝芳在《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由〈日用杂字〉说开去》(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构成中共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这种民众动员方式不仅在组织结构层次,也在观念、心理、情感层面对根据地的改造产生巨大影响。作为社教运动的蒙学读本,《日用杂字》见证了这一历程。
古代的来华使节
何芳川在《古代来华使节考论》(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自两汉以降,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不断,数量众多,在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颠峰期。各国来华使节的疏密情况,与中华帝国的盛衰状况、中华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以及遣使来华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来华使节一般都肩负着多重的综合使命,如政治上建立、维系及增强双方的友好、亲善关系;经济上增强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文化上则是吸收、学习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等等。古代各国来华的使节,在中国一般都受到友好和优厚的待遇。他们既是中外文明交汇的桥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赠送来与流播去文明成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付出了可贵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