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山西文学大系》所编入的400万字的历代文学的典范之作的鉴赏、体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
一是历史久、根基深、辐射广。中国最早的神话、诗歌、志怪小说、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等，均出自山西。而在经历了4700余年的演化与发展之后，最具社会性和影响力的革命大众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出在山西。前者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击壤歌》、《南风歌》、《尧典》、《荀子》、《韩非子》等，以及《诗经》中的12篇《唐风》和7篇《魏风》，《国语》中《晋语》（共9卷）、《左传》中的《宫之奇谏假道》，《战国策》中的《赵策》、《魏策》和《韩策》等。后者如高君宇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高长虹的《美的颂歌》，石评梅的《红鬃马》，李健吾的《中条山的传说》，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贾植芳的《我乡》，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阮章竞的《漳河水》，束为的《租佃之间》、《红契》，孙谦的《胜利之夜》，马烽的《金宝娘》等。仅仅从对这些文学的传世之作的简单例举中，已经足可见自古至今山西的文运之隆与文脉之盛。
二是作家多、作品优、影响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最为趋于成熟和走向鼎盛的文学样式，并为世人留下诸多永放光彩的千古绝唱。从选入《山西文学大系》的作品看，在每一个文学时代，山西都有最有成就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先秦散文中，山西不仅出现了以荀子、韩非、李悝为代表的思想家群落，而且出现了儒、法、术、势、诡多种思想的碰撞、交融与升华。
在汉赋和晋赋中，山西出现了刘彻的《秋风》和郭璞的《江赋》；在唐诗中，山西出现了王勃的《滕王阁诗》、陈子昂的《登泽州城北楼宴》、王之焕的《登鹳雀楼》、王昌龄的《塞上曲》、王维的《山居秋暝》、李白的《太原早秋》等。
在宋词、元杂剧中，有不少山西名家留下诸多不朽的名篇。而明代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和清代的文魁硕彦傅山与薛?等的著作，也都为《山西文学大系》平添了熠目的光彩与鲜活的亮色。
三是广交流、频融合、常探求。由于地理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山西向来就是文化交融与文学创新的活跃地区。山西地处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庙堂文化与胡笳文化、大廷文化与大漠文化的交汇地带，战争的频仍与民族的杂居为实现全方位的交融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随着社会生活的交融。必然要带来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从黄帝大战蚩尤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历史上的山西，先后融合了几十个民族，并由此而形成了山西文化的特点，使山西文学每每总能在急遽的变革与广泛的交融中出现奇迹。如，在首创英雄创世神话之后，又带头绎变出鬼神志怪小说，接着又迎来了俳优百戏音乐、诸宫调和各种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地方戏。当关汉卿、白朴等人把戏曲创作推上顶峰之后，罗贯中又把长篇小说的创作从“类型化”推向了“典型化”。直至在现代大众革命文学创作新潮中赵树理和马烽等作家的出现，都说明了山西文学在交流与融合中所形成的探求与创新精神，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恒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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