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簿录形式的书籍产生之前,对于人类自身的远古历史,有一个口头传说的阶段。人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播祖先的功绩、氏族部落的滋生繁衍以及与
《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言事分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细。史官不同,职责各异。其二,与当时的书写工具有关。在书写工具还相当简陋的情况下,只能以简要为主。其三,更重要的是,与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在《尚书》和《春秋》的时代,尽管人们已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然而,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纵览古今、包举宇内的宏阔壮伟的历史观还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审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结果只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出现了言事分记的现象。无论是《尚书》或《春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
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用刘知几的话说,即所谓“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吸收记言与记事两种体制之特长,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必然出现,这就是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历史杰作《左传》。《史通・载言》篇说:“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古法”即指言、事分记的原则。《左传》作者摒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与记事于一身,展现了春秋时期240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言事相兼”的记史叙事方法,与以往的历史著作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圈,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不但是《左传》的叙事特色,也说明其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这一点,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史家在审视历史与把握认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左传》这一历史巨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史传文学的真正形成。
在记事方面,《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作者将这些历史事件具体化,不但增加了事件情节,甚至丰富了许多细节描写。在《春秋》中寥寥几个字的事件,在《左传》作者的笔下,常演绎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如《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楚子麇卒”(昭公元年)这些简略记载,在《左传》中却是一篇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的诸侯宗室内部斗争故事。在记言方面,《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各国史书留传下来的文告、训辞,有的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语言。此外,作者还增加了许多绘声绘色、声口毕肖的人物口语描写。《左传》是一部记载“君国大事”的史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其中却记载了众多的家庭轶事,还有数量不少的神怪灵异之事。所以,左氏的叙事最富特色。刘知几说是“左氏之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刘熙载也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
《左传》“言事相兼”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善于写人,善于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物性格。这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像子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在《春秋》中几乎不著一字。而《左传》对子产的思想、道德、学识、行事、辞令乃至才情风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述。作者通过子产这一历史人物具现了春秋中期郑国与诸侯国的历史,子产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左传》作者总是尽量避免简单平板地记载历史事件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从言论和行动的立体把握中去描写人物。这样,不但写出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部,也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反对采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经济学那种“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表达方法,而提倡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个别描述”的方式,并且强调运用修辞学的艺术和叙事性的体裁,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著作。他们甚至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其实,中国文学强调文史结合,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正不谋而合。我国的历史著作《左传》、《战国策》、《史记》,何尝不是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即以《左传》一书而论,它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创造了富于魅力的精练流畅的语言,又善于渲染故事情节,善于对人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还能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都能曲尽其详,写得引人入胜,无疑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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