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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薛暮桥(左)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同志合影。 |
薛暮桥,1904年10月出生于无锡礼社。薛氏是无锡的大族,但他家却面临家道中落,父亲在农村办学经商,因深陷债务而不能自拔。薛暮桥读完小学和3年初等师范,就辍学到铁路局当练习生,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
20年代末30年代初,薛暮桥跟随陈翰笙对无锡农村经济进行调查,随后又参加对广西、广东等农村的一系列调查,与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一起,以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托派展开论争,批驳统治阶级及反动文人的种种谬论,为认清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和动力提供了依据。薛暮桥的学术处女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就是以无锡农村为例证,深刻揭示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关系,并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回应。
1957-1958年,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又一次主持对无锡等地的农村调查。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对中国农村、农户经济状况的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查。虽然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调查没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次调查补充了无锡、保定22个乡村1937年、1948年的历史资料,加上1929年和1958年的调查资料,形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历史跨度的系列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调查使薛暮桥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盲目攀比、浮夸冒进的情况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调查研究中的一些理性思考,特别是尊重客观规律、强调经济结构协调平衡的认识,分别融入了他这一时期参与写作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年来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等论著之中,留下了诸多真知灼见。
“文化大革命”中,薛暮桥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隔离审查,关进“牛棚”,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他身处逆境,雄心不灭,利用“靠边站”的机会,潜心研读马列原著,构思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风尘仆仆到江苏、安徽、山东进行调查研究。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薛暮桥受到巨大鼓舞。他毅然回到家乡无锡,闭门谢客,集中精力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项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反思,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该书多次翻印再版,总计印数达1000万册,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中国转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整个80年代,薛暮桥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始终没有停顿。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认真探讨改革开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企业改革到政府调控,从流通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到通货膨胀治理,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到经济特区建设,他都提出过切中肯綮的意见。这期间,他多次回到家乡无锡调查研究。家乡人民记忆最为真切的是,他对正在起步发展的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工业)给予高度肯定,在与当时上海市县工业的比较中看到农民迈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活力,同时也指出对于结构布局加以调控管理的必要;他对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抱有很大希望,把家乡无锡称为“两头在外”的成功范例,进而思考与腹地发展战略相配合的问题。
1989年3、4月间,85岁高龄的薛暮桥再次来到无锡,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家乡考察调研。他兴致勃勃地与计经委、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会的同志座谈,又特地约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工作者见面,语重心长地谈起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倦追求探索的经历和志向。但是,他更为关注的依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他和大家一起探讨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鲜明地提出,解决经济发展的症结问题,不仅在于破除旧体制,而且需要及时建立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在关于改革方向的多次论争中,薛暮桥始终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在无锡的调研,坚定了他利用市场力量进行结构调整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他构思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更多灵感。
薛暮桥同志的去世,让无锡人民深感悲痛。他与陈翰笙、孙冶方、钱俊瑞等无锡同乡学者一起,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群体。他们不仅有卓越的理论成就,而且有崇高的人文品格。在他们身上,既保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又闪耀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光彩。他们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更不是为一己私利而学问,无论何时何地,心中都装着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忍辱负重,执著追求,决不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低头,纵然身陷逆境,也无怨无悔。他们有着真正的民主精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善于向别人学习、向民众学习,勇于自我批判,不怕否定自己,始终追随历史潮流前行。正因为如此,家乡人民将永远永远纪念他们。(作者分别为无锡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无锡市社科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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