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的。他的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报告的有关部分收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所以，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就十分注意将它应用于中国的问题。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伟大先驱者。1919年他就说过，“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它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成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代要求的企图”。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拿他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与其他的主义一样，它“会因时、因所、因事情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再论问题与主义》），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稍后，他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周》）。这样，李大钊就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极端重要的思想原则。
作为一代先进青年的导师，李大钊所倡导的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青年毛泽东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不可”（《致周世钊信》）。他一旦确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随即运用这个理论去“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青年周恩来也说过：“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当因时制宜！”（《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41页）
陈独秀当时发表的一些言论也值得注意。1922年5月，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同时“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而“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够把这些正确的原则贯彻到底。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讲一下蔡和森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192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他并且指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应当说，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在这里，他己经相当明确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形成“党的革命理论”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这些材料生动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反对教条主义的。当然，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等于学会了实行这种结合。没有经验的积累，不进行调查研究，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而且，即使“第一次结合”搞好了，也并不等于这个“结合”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仍然需要积累新的经验，进行新的调查研究，以便去解决“第二次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讲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为此，他认为，“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5页）。这个意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至今读来仍然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并能从中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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