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前后共有两波。第一波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报载：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华北各地党部“工作同志异常激愤，星夜召集各机关各团体紧急会议”（北平《民国日报》1931年9月21日）。9月19日，北平市党部连发三电，一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重对付”；一电两广当局，要求“速蠲小嫌，同赴国难”；一电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御外侮，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北平《民国日报》1931年9月20日）。20日为星期天，河北省党部全体人员自动放弃休假，照常工作，他们选拟电稿，缮写文件，书写标语，编印各种宣传品，“无一不异常紧张，无人不悲愤填胸”，当日连发四电，呼吁全国同胞忍辱负重、共赴国难，要求各县加紧宣传，“俾民众全得醒悟觉起”（北平《民国日报》1931年9月21日），建议国民党中央允许各地民众组织救国义勇军，以备交涉无效时，与之决一死战。省党部除留极少数工作人员处理会内事务外，还组成了10支宣传队，分赴北平城内外演讲宣传。察哈尔省党部更是态度坚决，电请中央“厉行革命外交，驱逐日兵出境，恢复我沈阳等地，并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以挽回国权，保我领土”，表示“全省民众誓愿一致拥护中央，作外交后盾”（天津《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热河省党部致电蒋介石、张学良，称“怵国难临头，灭亡无日，誓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决组农民抗日救国军，效命疆场，以为民族先驱”（同前）。
第二波发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九一八事变后仅一年有余，日军又得寸进尺，将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1933年1月，日军先是在山海关挑衅，接着进占临榆县城，以后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长城抗战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的推动下，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再次卷入各阶层人民抗日的洪流之中。1月3日，当日军进占临榆县城后，冀、平、津等六省市党部立刻在北平联合举行谈话会，坚决反对日军侵占临榆县城，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切恳中央迅集大军，戢彼凶焰，还我河山，捍卫国土。本会等率华北全体党员民众，誓为后盾，以振士气”；通电海内外，“积极唤起全国同胞，共同救助，努力募捐，以为后援”（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5日）。3月1日，鉴于日军猛攻热河，公然宣称要进攻华北，冀、平、津、热、察、辽、吉、黑等11省市党部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建议宣布对日绝交，撤回使节，并电促张学良至前线督师。3月4日，华北12党部还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立刻总动员，号召全国民众做好募捐慰劳、侦察反动、抵制仇货、人民自卫等工作（北平《民国日报》，1933年3月5日）。热河省会承德失陷后，冀、平、津、察、热等11省市党部联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办热河临阵逃跑的将领，“一体截拿，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6日）。
除上述两波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之外，华北地方党部还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抗日团体、捐献抗日款物和慰问抗日将士的活动。抗日宣传活动主要着眼于唤起民众，揭露日军暴行，为此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品。以河北省党部为例，1931年3―12月共印刷传单、标语、图表、小册子等宣传品112种，50余万份。当时的一些宣传品如《国快亡了，咱们快快救救自己吧！》、《亡国之惨》、《东北同胞快团结起来自救救国》、《从五九说到九一八》、《国土沦亡地图》等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日救国一时成为华北地方党部宣传工作的重点。组织抗日团体包括组建反日救国会和组织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民众“对于政府没有明文对日宣战觉得非常失望”（北平《民国日报》1931年10月24日），纷纷成立反日团体。河北省党部特于10月2日拟定《河北省各县市反日救国会组织大纲》，规定反日救国会以团结全县（市）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救国保种为宗旨；以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为组织基础。至10月30日，全省成立反日救国会的即达49县。义勇军组织是在华北各地党部指导下进行的，其目的“在组织爱国人民授以军事训练，以备国家对外宣战时随时由政府征用”。河北省党部制定有《河北省各县义勇军（临时）组织大纲》。当时各地义勇军中，以河北冀东及热河省等地的影响最大，如1931年12月迁安?河桥镇（今属迁西县）各界群众组织起的抗日义勇军多达千余人，他们高喊“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等口号，并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成立宣言，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只知依赖国联，表示要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死保国。在为抗日捐献款物和慰问抗日将士方面，华北各地方党部也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省党部即与天津市党部、平绥路特别党部等联合发起募捐活动，将募集到的款项“专事接济东北义军棉衣及子弹，以资长期抵抗，得复失地”（天津《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长城抗战期间，当中国军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冀、平、津、察等省市党部立即联电慰问抗日将士：“倭寇恣肆，举国共愤，麾下迎头痛击，大张挞伐，为军人吐气，为民族生色，近闻战讯，莫不踊跃，谨先电慰。伫盼灭敌朝食，复我河山”，鼓励官兵“誓竭心力，继续奋斗，攘彼仇虏”（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3日）。
二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方党部之所以挺身而出反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和投入一系列抗日活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而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热潮，从而推动了华北地方党部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促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参加抗日活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热情的推动是华北地方党部采取上述态度的基本原因。
第二，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华北地区成为日军侵略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处于日军刺刀的直接威胁之下。唇亡齿寒，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的切身利益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现实威胁，这是华北地方党部敢于反对不抵抗政策的直接原因。华北地区毗连东北，是东北地区与关内各地联系的通道和必经之地，日军欲征服整个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侵略魔爪伸向冀、热、察和平津地区，将这一地区进一步变为其征服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因此华北成为日军侵略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势所难免。后来事态的演变也的确如此。处于日军侵华必争之地的华北各党部，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痛感尤切。当时媒体所称的华北地方党部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地区的本地和驻在地党部，另一部分则是流亡于平津的原东北沦陷区的党部。华北地方党部或刚刚经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惨痛，或即将面临敌军压境铁骑蹂躏的前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认识到“若不举国一致奋起，共赴国难，则亡国灭种，行将不日”（北平《民国日报》1931年9月20日），因而忍无可忍，冲破禁令，发出了“决意抵抗到底，誓与倭奴不共戴天”、“还我河山，捍卫国土”的呼声。
第三，华北地方党部敢于反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华北各省市党部本非蒋系势力，他们对蒋介石在党内专断独裁、排斥异己早就不满，抗令不遵和进行反蒋活动时有发生。如1929年国民党中央通告各省党部，将“济南惨案”期间各地成立的反日会改名为国民救国会，命令停止一切反日活动，但北平、天津等地反日会却“抗命不遵”，拒绝改名。从1928年到1932年，华北党部就不断发生过反对国民党中央圈定和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撤换省市党部、参加反蒋“护党”运动等事件。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北、察哈尔等省党部还曾拥护阎锡山，公开反对蒋介石。可以这样说，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地方党部就具有一定的反蒋传统。
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的抗日主张尽管最后遭到蒋介石妥协投降政策的扼杀，华北地方党部也于1935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中央的双重压迫下“奉命结束”，但它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史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反映了华北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包括中下层组织直至高层组织的抗日要求和愿望，表达了对国民党当政者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抗议和不满，也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它是从国民党党务系统内部发生的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与一般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有所不同，其抗日要求相对而言较少投机和趋利的色彩，因而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更具杀伤力；它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地方党部反对中央党部的活动，一方面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对日政策的裂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分裂，同时也预示着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即将走到尽头；它起到了孤立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妥协投降派、增强抵抗派的作用，对国民党最终接受联共抗日政策应该说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客观上有利于抗日力量的壮大发展，有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总而言之，它应该属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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