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向给我们什么启示

特邀嘉宾: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

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刘悦清（浙江省当代史学会理事）

缘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三位研究抗日战争,都非常关注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

杨凤城: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强烈的爱国情操,甘愿为民族的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关头,知识分子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责任,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和喉舌。

罗平汉: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全民族的抵抗运动之中,不仅因为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唤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意识,而且因为我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使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有力后援。因此,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

杨凤城:此外,还因为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主要负责人多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新闻记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凝聚了一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用歌曲、戏剧、电影、漫画、木刻等形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工作。

记者:那么,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发挥了什么独特作用呢?

杨凤城:除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外,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自身特长投身于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事业。他们不断发表抗战宣言、通电,以营造民族抗战的舆论氛围;他们组织各种抗战团体,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他们编辑出版抗日报刊,创作抗日文艺作品,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为抗战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还有,知识分子从事的教育、科研、文化工作也未因战火而中断。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等方面的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延续着中国的千年文脉。有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还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震惊。

罗平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和创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杨凤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知识分子还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日寇侵华不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而且是对华夏文明的巨大破坏和劫掠。“七七事变”后,大批珍贵文物、文化典籍遭到日军丧心病狂的破坏、焚毁和掠夺。为了尽可能保护珍贵的文物文献免遭涂炭,许多知识分子在最艰苦的时代,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及时迁移、隐藏和抢救文物古籍。郑振铎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抗战八年,他一直坚守在上海,抢救、购置和转移了很多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们: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爱国知识分子为保护中华文明所做的危险而艰巨的工作,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者:你们不仅研究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且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流向,为什么?

罗平汉:当时知识分子有三个流向:一是去大后方,二是留在沦陷区,三是奔赴抗日根据地。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大后方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当时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那里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使是那些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声名远播的科学家,生活也异常窘迫,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甚至还要经常变卖衣物度日。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认识逐渐加深,就连不少原本不问政治的学者,也转变为坚强的民主斗士,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天平,日渐转向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留在沦陷区,虽然处于日寇的淫威下,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保持了民族气节。有的宁愿清贫,坚决不任伪职;有的隐姓埋名,专心学术研究;还有的积极参加地下抵抗活动,甚至献出生命。马叙伦教授1936年辞去北大教职后迁居上海。上海沦陷后他留起胡须,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他严辞拒绝。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就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1938年4月遭敌伪暗杀。

最有特点的是,大批知识分子冲破层层封锁,历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刘悦清:对于急于寻找救国真理和道路的知识分子,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抗战热土,成了抗日救亡和流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1937至1938年,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抗战中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4万余人。

记者:抗战时期,抗大曾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可是去延安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很多知识分子是用两条腿走几千里路到延安的。这个历史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延安为什么有那样大的魅力呢?

罗平汉:究其原因,是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是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的迅速发展,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曾在一次讲演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刘悦清: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追求民主的社会使命感。在抗战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抛弃对国民政府的幻想,对救亡途径作出新的抉择,寻找民族的新“支点”。

记者:抗战中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这种现象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罗平汉:最大的启示,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巨大的感召力。毛泽东在1939年6月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党中央还作出了一个著名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各抗日根据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任,组织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量照顾,思想上努力使其提高。抗大第二至第五期的知识分子中,被吸收入党的分别为70%、50%、70%和55%。1938年初,冀西根据地的9个县长,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共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为广大知识分子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表达救国之心,实现报国之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刘悦清:当时,党不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提出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落实。党中央将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出来后,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像与敌人争国土那样争取知识分子。

罗平汉: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后,党总是努力为知识分子充分施展才华创造条件。各级党的组织“用一切办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使用”,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和措施,才有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空前繁荣。

刘悦清:还有一个启示,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新型的人际关系有吸引力。许多老同志都说“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些恰恰是广大知识分子所渴求的。

罗平汉:当年,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是最艰苦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和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但是,这里没有专制而有民主,没有所谓书报检查而有自由研究的宽松环境。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氛围,不要说与沦陷区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大后方也形成鲜明对比。抗战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结果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即使在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