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致使我的伯父张恨水一改笔锋。抗战八年，伯父更以《八十一梦》、《大江东去》、《虎贲万岁》、《巷战之夜》等千万字计的抗战小说、诗词、杂文，为浴血疆场的抗日将士呐喊助阵！
家父张牧野是伯父的四弟。祖父早逝，17岁的恨水大伯毅然挑起“长兄如父”的重担，读书之余常教弟妹们一些诗词
1931年为推动民主爱国运动，“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决定借助张恨水的名望，由我父筹办北华美专。彼时，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北平，许多人慕名求学该校，学生多达400多人。伯父同意父亲的意见，期中插班流亡学生，并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全校师生抗日复仇气势极其高涨，举行过多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伯父还亲笔写过“还我三省”、“与倭不共天”等反日标语。期间少帅张学良、京剧大师梅兰芳、文学家刘半农等常来校长室“聊天”。美专这道与民族斗争密切相联的“风景线”，开阔了大伯的眼界，从1931－1935年，其《弯弓集》、《九月十八日》、《热血之花》等作品都是在美专的校长室完成的。
由于当局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日民主人士屡遭迫害。1934年第三党负责人季方被特务盯梢，家父将他带到美专避难，伯父腾出校长室掩藏季方。特务追踪而来，堵住校门要人，伯父义正词严：“未经许可，外人不能进校。我是校长，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抓就抓我！”而与此对比的是，日军华北头目、文化特务土肥原，为拉拢中国知名文化人，托汉奸何某（安徽老乡）引荐，要携《金粉世家》拜访恨水伯父，要求亲笔题字。伯父三次借故拒见，实在躲不过，就换成了写关氏父女抗日救国内容的书。土肥原怀恨在心，将伯父列入晋冀伪政府的黑名单，伯父因此被迫别离生活了20多年的北平，举家南下金陵，创办了令市民鼓舞、敌奸咬牙的《南京人报》。
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国内各种抗战力量汇集武汉。1938年底，伯父也赶到武汉，与我父会合，续办《南京人报》。
孰料我父改变了主意，准备回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打游击，望着我父亲及身边年轻的安徽老乡，伯父激情燃烧，当即答应带领大家回老家打游击！同我父相比，久经世事的恨水伯父思虑要周全得多，连夜给国民政府六部起草呈文。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乘船到汉口，前往国民政府，长官接过呈文，答应3日内答复。返途中伯父对我父讲：“咱一不要政府经费，二不要枪支弹药，只求上面能承认我们是合法的抗日游击队，以免同当地军队发生冲突。这起码的要求，政府一定会批准的。”
然而回复却是冰水一盆。父亲想同他们理论，却被伯父拉了出去,报国无门的伯父只得满怀悲愤西上重庆。而家父则执意不变：“政府不批准我也要干！”不久在第三党的支持下，赶回老家安徽潜山，同三伯朴野一起拉起队伍，在天柱山展开了游击战。后来，我父因抗日身陷政府囹圄，几乎丧命,远方的伯父得知后气得几近疯狂，愤笔写下以我父亲为原型的小说《疯狂》，即《巷战之夜》。尽管重庆与潜山远隔万水千山，音讯难通，伯父仍千方百计搜罗游击队的素材，以小说、诗词反映活跃在潜山等地的游击队。《红花港》、《安徽的前线，前线的安徽》、《游击队》等小说不断在报端连载。
抗战八年，恨水伯父一直坚守在重庆《新民报》，“但凡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我更不愿发表”乃其办报原则。至于让蒋介石大动肝火的《八十一梦》，且看其序：“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他揭露“四大家族”在后方紧吃、大发国难财，并同前方吃紧做绝妙的对比。该著不断收到读者赞扬，却给伯父带来不少麻烦，“特务对我注意起来，认为张恨水‘赤化’了，有人把我接到一个很好的居处，酒肉招待，最后问我，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休息两年？”
周恩来总理曾在《新民报》对伯父和报社人员讲：“同反动派斗争，可从正面斗，也可从侧面斗，用小说是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得开天窗，张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就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周总理的表扬和广大读者的来信，给伯父极大的鼓舞，于是他以犀利善战的笔触，开始做一个又一个抗战“新梦”，其《牛马走》等讽刺小说是伯父的又一类作品，也是其抗战的另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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