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著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5370米。1965年10月，查果拉哨所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就有些肿胀。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那座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被吓住。我就讲4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从官大的讲起。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地劝阻。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
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给他们敬礼，和他们合影留念。为了确保每个战士拿到照片，刘将军专门带了一个快速成像的照相机，拍一张，当场就送战士一张。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一圈儿拍下来，冻得清鼻涕直流，大家催促他赶紧上车。他上车后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
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别的什么？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她当时就在旁边，眼泪哗哗地淌，不是为父亲，而是和父亲一样，心疼那些兵。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得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讷的笑容。
然后说胡将军。胡将军是中将。胡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5370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
胡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走得大喘气，他跟随行的人感慨说，5000米就是不一样啊。可上去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胡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您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胡将军的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的那些兵啊。”
胡将军在西藏做了7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霍地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胡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歌《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这首歌，每个查果拉的兵都会唱，每一代查果拉的兵都会唱，从上世纪60年代唱到今天。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有些传奇的人生。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了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十八军的一个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20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山水，西藏的风雪，西藏的酥油茶。
1998年7月，我第一次去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当我听到战士们大声歌唱《鲜花献给查果拉》时，泪水汹涌而出。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地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是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18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得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昆明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他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但丈夫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让在座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睛，饭桌上顿时静默了。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女老师，包括我自己，甚至包括刘将军和胡将军，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地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的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这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今年10月，是国防部命名查果拉哨所为“红色高原边防队”4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
写于200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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