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了有力的对外宣传，争取了大量国际社会的物资援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一些文化机构纷纷迁往香港，或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谋求发展，宣传抗战。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华商报》，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和《文艺阵地》，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等抗战刊物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抗战，在唤醒香港民众的民族意识，号召海外华人同赴国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战略物资运输局势。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供给。上海、华北、华中各主要港口、铁路等交通要道相继落入日寇手中，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地位日显重要。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并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援助，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军事地位与地理环境，大力开展对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爱国统战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多方动员，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和资金；积极营救滞港爱国人士。1942年1、2月间，先后有800多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如茅盾、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等在其帮助下脱离险境。办事处还积极联络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向他们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信息，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讲授“论持久战”、“战地救护”等，并协助多批华侨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在香港的嚣张气焰。港九大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活动在港九地区的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派进港九地区的几支武工队统一组成港九大队。全大队有600多人，人员由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中华书局、洋务工会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港九大队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势和香港的特殊斗争环境，坚持海上与陆上相配合，市区与山区相配合，武装斗争与地下斗争相配合，情报网与交通网相配合，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的原则，参加了上百场战斗。1944年年初，港九大队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4月，短枪队拔除了元洲仔码头的日军哨所。海上中队先后经历较大海战十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并截获数百吨货物。（《港九独立大队史》，第63－72页）港九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特设国际工作小组，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1942年7月，经中国政府认可，英国在中国建立了英军服务团，以帮助战俘逃离日本在香港建的集中营，港九大队积极协助，曾先后与英军服务团、美国情报组织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1944年10月，美方情报组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为此，东江纵队成立了特别情报工作部，在香港、广州等日军占领区建立了情报网络，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此外，港九大队还在武装群众，打击敌伪，肃清土匪，护侨护商，抢运战略物资，抢救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国际友人，配合盟军作战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为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援助国内抗战，宋庆龄在香港联合中外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在交通信息封闭，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保卫中国同盟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以多种方式把中国大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迫切需要物资等信息传递给国际社会。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1938年秋，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到香港，请求宋庆龄帮助解决新四军缺医少药的困难。不久，就得到香港支援的药品和手术器械，以及食品、被服等。（《宋庆龄纪念集》第131页）由于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中转站，国际社会对华的援助不断增多，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达香港，为中国的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更有力地打击日寇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抗日战争中，香港民众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表现出共赴国难的深厚感情。七七事变后，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通过开展各种活动，进行募集捐款。香港民众满怀爱国热情，伸张民族大义，同汉奸卖国败类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大量香港同胞，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直接投身于抗战第一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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