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是我国民主党派重要的一支，成立于1945年9月3日。它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九三学社的源头应该从中央大学的自然科学座谈会说起。
1939年春天，仓促内迁的中央大学蜗居在重庆一隅的松林坡上。抱着科学报国愿望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无不忧心如焚。心理学
潘菽的胞兄潘梓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他们通过这层关系，常去新华社驻渝办事处听抗日形势报告、借阅进步书刊，有时还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自然辩证法，探讨新的人生观。
1941年1月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义愤填膺，毅然前往新华社所在地，公开表示他们的慰问、哀悼和愤慨。梁希、金善宝还捐款给抗日将士制作寒衣，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赞誉。
皖南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充斥着白色恐怖，自然科学座谈会也就从高潮走向低谷，慢慢停止了活动。
两年后，梁希、潘菽和同为中央大学教授的著名林学家干铎等重新聚集到一起，决心将自然科学座谈会推向社会开创新局面，并酝酿成立新的组织形式，不久，“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了。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为挽救民族危机，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给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重庆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对中国的局势发展非常关注，经常以走访、会餐等形式聚会，互相讨论，交换看法，“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民主运动高涨的大气候下萌生的。原为中国民盟成员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就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的科学工作者，中央大学气象学系的涂长望、数学系的何鲁和梁希、潘菽、干铎等更是许家的常客。
1944年底，抗战胜利的形势日趋明朗，大家认为应把座谈会的形式固定下来，定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性学术团体。
1945年，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全国人民沉浸在喜庆欢乐之中。民主科学座谈会也就在9月3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有人提出：“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不如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赞许。于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正式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随着抗战的结束，内迁的机关和学校即将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座谈会成员，来自天南海北的研究机关和学校搬迁后即会各奔东西，座谈会这一组织能否继续存在，成为永久性组织呢？
恰巧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共商国事，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欢迎。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部分科技、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代表。一次，在张治中将军公馆，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重庆8位进步教授，其中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和熊子容在坐，熊子容是中大师范学院的教授和毛泽东早年的同学，会见时谈到九三座谈会的情况及面临两难选择等问题。为此，毛主席特地安排会见了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的组织。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决定“九三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学社”。在成立大会上，“九三学社”发表了国是主张，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和监事，理事会选出5位常务理事，监事会选出3位常务监事。中央大学潘菽、梁希分别担当九三学社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在北京设址，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梁希、涂长望分别出任国家林垦部首任部长和中央气象局首任局长。由中央大学更名的南京大学设立九三学社小组。九三学社又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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