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报道来看，这部正在讨论当中的《考试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处理考试作弊”那部分。据称，这部
权利是架构法典的核心，离开权利的法律，就成了“无父之子”。从考试的社会控制来看，对考试权的主张已经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然而，“考试权”却仍然是法制界的一项“漏列的权利”。考试法的施行，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把这项“漏列的权利”重新列入法治的视野。处罚只是手段，远不是目的，所有的处罚措施，都必须以保障考生合法权益为核心。
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总是聚焦在考试的各项具体改革上，中考、高考、大学四六级考试、考研、考博等等，却极少检讨这些考试背后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还是1987年颁布的，事到如今，已经“暂行”了近20年。这部条例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大统大揽”的格局，其对考试死板的规定，早已不适应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的考试改革方向。
因此，不论是从社会发展还是司法实践的视角来看，考试法应该是一部更加实用、更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暂行条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而《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又只是一些基本或原则性的规定。近年来，学生把学校告上法庭的事情时有发生，法院却往往“无法可依”，要么所依据的规定缺乏强有力的公信力，要么把一些与考试有关案件转给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手段大事化小，甚至不了了之。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最近有一句名言，他说，政府制定规则，要着重制约行政权力，重在“治官”、“治权”，避免部门利益合法化。其实，立法部门制定的《考试法》也应该这样，他的制约主体不是考生，而是“官”和“权”。近年来，与“考试”相关的一些大案背后，往往就是失职、渎职、权钱交易。考试主管部门制定考试规则，指定考试教材，并从中渔利；他们组织的考试命题、试卷评价和考试结果也常常不甚透明，这些都是腐败滋生的土壤。而这一切，又往往与手握重权的“官”联系在一起。所以，考试法要做到“违法必究”，也应重在“治官”、“治权”。
考试作为人力资源的一种配置手段，不仅仅是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均衡、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考试权作为教育权所派生出来的一项权利，理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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