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这个民族世世代代劳动、智慧的结晶,是构成这个民族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系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
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潜移默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直到今天,和的思想对人们的生活、工作、交往、处事、从政、经商等各个方面,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的思想讲求和谐、和睦、和气、和善、祥和、谦和,提倡团结、互助、友爱;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和的思想注重合群随众、和衷共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围绕共同目标来构筑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才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的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统一,谋求生态平衡,实现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提倡“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最终达到“协和万邦”,和平共处。总之,和的思想可以扩展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思想一旦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成为研究部门的课题,一旦引入决策机关的指导观念,一旦与现实问题深入联系,必然会放出灿烂的光芒。
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长期被淡化、被贬低、被扭曲,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抗斗争:对外抵御入侵、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主自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实属形势使然。新中国建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独立了,人民当家了,整个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全国上下理应团结起来,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奋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否定和的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根深蒂固,很难被摈弃,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反而变本加厉,以至由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四清”斗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浩劫,纯粹是自己瞎折腾。在那个年月、那种气候下,一切关系都简单化为阶级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动辄上纲上线,到处批判斗争,没有人情、友情、亲情,有的只是狂热盲从、翻脸无情。转眼之间,好人就变成了坏人,革命同志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比如我本人,当过工人、企业干部,当时也算是有名的全国劳模、学毛著积极分子,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三反”分子,住了四年多的牛棚。许多事情,今天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还敢讲和为贵。那时和为贵就是“无原则”、“无是非”、“抹稀泥”、“不坚定”。拨乱反正,我们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但长期被淡化、被扭曲的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正名。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及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任重道远,十分需要有一个和谐安定的局面、和睦融洽的关系。以各党派、各团体、社会各界为组成单位的政协组织,应该高举和的旗帜,以团结、民主为主题的政协工作,应该弘扬和为贵的思想。
反对和为贵思想的人,常常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他们坚持的是被自己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凸显了斗争和革命的本性,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但这种强调无疑具有策略性的意味而不是辩证法的本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毛泽东,他们在重视斗争性的同时,丝毫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是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也就是社会发展最终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列宁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的同一性定义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同时又讲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多样性,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矛盾的转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那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不但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而且在实践中危害甚大。
具体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两人意见不同,要想达成共识,只能通过学习、交流、讨论来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的最好方法是先进帮后进,一起向前进。这些都是在团结友爱的愿望和气氛下进行的,并非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对立统一规律讲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但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量变发展到质变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对立双方尽管不断发展变化,但大多只是渐进性的量变。任何矛盾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任何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多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的关系。“一阴一阳谓之道”,而这种依存与对立的关系,并不破坏矛盾的统一体,恰恰相反,是矛盾存在的依据。比如,一块磁铁总有南北两极,这两极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即使将它切断、打碎,它仍然是南北两极同时存在,要想得到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或者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的单磁极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它的一极磁性消除了,那么它的另一极磁性也将同时消失。太阳系的形成和运动就是对立的力互相作用而获得平衡的结果。正是相互起相反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使太阳系的众多行星保持在其轨道上旋转。由于作用和反作用的统一,地球非但没有被吸引到燃烧的太阳上,也没有远离太阳奔向浩渺的太空。
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只有不同的调味品的结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音调的交响,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和为贵就是一切以和为依归,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争论也好,谅解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和,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协调渐进。而这些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当前,弘扬和为贵的思想,就是要提倡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就是要提倡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以理服人,使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为人处世注意保持博大胸襟,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不要斤斤计较、是是非非、小里小气,而是能够听得进、容得下、想得开。我在政协八届一次大会上针对过去运动过多、伤人太多,讲过要“捐前嫌、解旧怨、弃小隙、全大局”。以后又反复强调统战、政协工作一定要善于求同存异;要着眼同、重视同、发展同,也应当正视异、承认异、允许存异;只要无碍大局,无关宏旨,无妨大目标,一切异都要体谅包容。这些就是和的思想。和的思想主要针对相互关系,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和,有了相互关系就要妥善处理,这里最常用也最管用的方法就是协调。有人做过查阅统计,当今世界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协调。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按照自然法则自发地调节、演化、发展。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就有了自觉的协调活动。历史发展到今天,不仅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协调越来越迫切;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磨擦也日益复杂多变,需要加强协调的事情空前增多。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差异错综复杂,必须重视协调、善于协调,及时有效地做好协调工作,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适度发展。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做好协调工作的依据、凭借。重视协调、加强协调工作是弘扬和为贵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协调是政协应有的职能,也是政协特有的作用,有机会也要专门讲一讲。(选自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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