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他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的问世，冲击了人们对历史和修辞的关系的认知。当兼有“真理之源”和“错误之源”的隐喻成为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核心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与修辞相遇对于传统史学理论的改写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历史与修辞相遇，这种被传统学术思维看作天方夜谭的神话，其实可以纳入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导式：存在着的历史（历史1）→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历史2）→被叙述的历史／修辞化的历史（历史3）。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首先面对的，是作为历史记录的文献材料，即存在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实证的历史。但是在事实层面，由于研究者分析、梳理、钩沉历史文献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介入，使存在着的历史不同程度地意识形态化。当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进入叙述的时候，史学家追求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再一次产生距离。在怀特看来，历史叙述使用的语言，不是科学化的，而是修辞化的：“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译本序）。怀特认为在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之间有一根纽带，即修辞。当存在着的历史以书面文本呈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存在着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被历史叙述合法地修辞化了。于是，历史1以历史3的形式重新在场。
如果说，作为历史事实的历史1只有一个，那么，历史叙述的完成形态，则不止一个历史3,而是有多种可能。在历史事实进入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历史每一次与修辞相遇，都可能产生一个不同于此历史3的彼历史3。更复杂的情况是，每一种历史3,都可能受制于同一研究对象的前一个历史3,并可能成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1的意识形态参照和叙述参照。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努力，试图封闭本真的历史，只要用以封闭本真历史的方式是怀特所说的交给“言说”的“历史想象”，它的结果就只能是“修辞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历史，不过是尊重语言叙述的历史，即修辞化的历史。
历史与修辞相遇，不仅启迪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也启迪我们重新认识修辞学。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修辞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先后与文艺美学相遇，与文化批评相遇，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遇。当国内新书目录中出现“新闻作为修辞”、“修辞作为叙事”、“影视修辞”、“摄影修辞”之类标题话语的时候，当修辞过程与意识形态运作、修辞与话语权力的共谋和分离、修辞在后殖民理论中的位置之类的话题进入修辞研究视野的时候，修辞学显示出了多维度的生长性，也展示了修辞学介入多学科的话语空间。
西方修辞学研究介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甚至作为柔性权力，介入战争、介入意识形态建构。它所体现的，已经不仅仅是古希腊人演讲和论辩的修辞术，而是广泛介入人文学科学术前沿的、更富包容性的修辞学――广义修辞学。
历史与修辞相遇，在既定思维中认为最不可能的维度，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历史真实的可能性的关系，而一旦在既定思维中被认为最不可能与修辞相遇的历史与修辞产生关联之后，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将随之进一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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