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平津危急,故宫博物院将部分文物分批迁至上海。后考虑到安全问题,又将文物运抵南京,并于1937年1月1日在南京朝天宫成立分院。
然而,南京分院成立仅仅半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批南迁的国宝只得又踏上了历时8年、移地万里的漫漫西迁之路。国宝逶迤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面临匪盗
文物西迁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1937年8月14日,南京分院的文物在长江边由水路运至汉口。那天,东边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因为岸上逃难的人太多,不肯靠岸。故宫职工向同胞们讲明事情真相,逃难百姓深明大义,当即让开码头。装载文物的轮船启航了,难民们却留在码头上。
据吴瀛回忆:有一天蒋介石坐飞机在长江上空巡视,见到地面人荒马乱,江岸却有大堆箱件,当得知是故宫文物时,蒋介石十分着急,即刻派人催办。后来蒋介石还特批使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文物。
随着日寇西侵,国宝不得不一次次地艰难转移。时为古物所所长的徐森玉带领押运队伍从贵州安顺向昆明出发。途中遇到“山大王”,阻挡道路。情急之下,徐森玉亲自会见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匪首“袍哥”,被告之:“要过路可以,但要你上海的儿子来,我要收个有钱的人做徒弟。”在儿子与国宝之间权衡再三,徐森玉决心冒险用儿子作抵押。为解父难、国难,他的儿子徐伯郊赶到遏阻之地,并凭借自己的机智说服了匪首,文物遂得平安抵达昆明。正是由于此等以身家性命保护国宝的壮举,才使西迁文物一次次地逃过了战火的浩劫。当1947年底西迁文物全部回到南京后,经过检查,所有文物几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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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摄于陕西汉中南郑文庙的故宫博物院职员合影。从左至右为那志良、梁廷炜、吴振鲲、曹锦如、吴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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