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叫作大卫・克拉克的美国商人发表文章谈感受,说他随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谈判组建合资企业。一到北京首先参加“大型欢迎宴会”,并遇到“数不清的礼节”,游览长城、香山、看杂技,“每一天晚上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后来发现,这其实也是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受的实在是“精疲力尽的‘折磨’”。“谈判充满了从‘兵法’或‘游击战’发展而来的、有时令西方人毛骨悚然的战略和战术。”这或许是指谈判期间,掺杂了大量扯皮而被认为效率低下,从而使他们“怕”。不过怕到“毛骨悚然”的程度,倒也不能不让局外人多嘴:请人家跨越重洋来中国谈合资呢,还是请人家来“历险”呢?
大卫・克拉克对“数不清的礼节”怕;对谈判的那个“组成部分”怕;对“摆满了山珍海味”怕;对“谈判的‘战略战术’”(抑或叫作“方式方法”)怕;对“每一天晚上安排得满满的”(恐怕是影响休息)怕;对“住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觉得宴会怎么样?”无休止的客套,怕。
想来大卫・克拉克的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怕吧?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渐进西方,久之必使其“东方化”、“中国化”;可是若从大卫・克拉克的“精疲力尽”、“折磨”、“毛骨悚然”的怕来看,似盲目乐观了些。就他来中国进行合资谈判而言,他的怕,说到底是对“中国模式”的怕。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模式”什么样?有人归纳为:赤裸裸的竞争、好勇斗狠式的扩张并购、高度的公开(?),以及对表现优异的主管极度优厚的犒赏……
这些,不也足以使我们众多中国人“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