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正式听讲巴金的《随想录》是在1982年冬天，那时我师从田仲济先生读硕士研究生。田老每星期二给我们讲“现代文学专题研究”课，在讲到巴金专题时他告诉我们巴金近年创作了一批反思文革反思自我的散文，下课后我们师兄弟三人便结伴到书店去买书，先去了济南最大的“泉城新华书店”，却被告知《随想录》的前两集都早已卖完。我们问大约什么时候还能有卖，售书人说很难定，因为这书卖的特别火，已调进几批都很快卖完，现在正在设法调集，能不能调来、何时能调来都说不准。我们又去了“东图”、“古籍”等几家书店，均被告知早已卖完。我们又跑到校图书馆借阅，结果也因早已被人借走而未借到，最后只好到各种报刊杂志上去零散查看，很是花费了一番时间和心血才完成了导师布置的作业。
后来，北京的同学给我们买到了《随想录》和《探索集》，而买到《真话集》则是在1983年3月。记得那是个细雨??阴冷天，我和师兄早上7点就来到泉城书店门外排队，可前面已排上了长长一队人，按顺序站好之后没一会儿，身后又排上了一长溜。许多人便互相交谈起来，所谈所议自然都是关于巴金和《随想录》的，用今天的点击方式来概括那天人们的交谈，其中出现频律最高的语词分别是“良知和操守”、“人格魅力”、“五四精神传统”、“鞭挞奴性”、“反思与警醒”、“自我批判”、“灵魂忏悔”、“文革纪念馆”等等。
8点整书店打开了大门，此书的售卖点就设在迎门的一张大桌子上，人们立刻按排序买起来。有的人买1本，有的人买几本，还有的人竟然买一大摞甚至一整包，这时排在后面的人开始嚷嚷着提意见，一位老者走到卖书的服务员面前提醒说应该限量，否则后面的人就买不上而白排了一大早上，可又有人抗议说受很多人托付代买，限量就无法完成任务，各人强调个人的理由，一时竟争执起来。负责售书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限定每人最多买5本。当时买书的场面用“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来形容毫不为过，那情景真叫“火”。此种景观日后我再也没见过。
那天我如愿买到了《真话集》。在写下上述文字时，这本书就放在手边，扉页上记有一行文字：1983年3月27日购于泉城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