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创新是改革实践发展的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学需要解决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以及创新形式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学创新是改革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培养人才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难题，而经济理论尚未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创新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中国的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但现实是高校中讲授的经济学教材却缺乏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缺乏适合中国的教材与案例。
其次，经济理论的创新应该坚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注意学科之间的结合，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和流派之间进行比较，汲取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注重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研究具有深刻性，而西方经济理论从经济现象出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无论是哪种理论，我们都要注重以科学的眼光分析、学习和运用。
再次，就创新的形式而言，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即以中国经济或转轨经济为主，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先进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实现中体西用；完善分支和分类教材，以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案例分析的主要来源；在方法论上要以哲学为基础，以经济学、数学为工具和方法，形成中国学者自己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西方经济理论不加评析直接搬来，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应该深入进行科学分析，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盲目吸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优秀成分，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认为，经济理论的好与坏要以实践作为判断的标准。俄罗斯的教训证明现存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
经济学创新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问题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教授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问题。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这一过程中改革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并不断显现，一旦爆发对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作为经济学者，应该对现实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应该坚持，国有企业应该确立长期机制，进行战略性重组，而经济学界应该回答如何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认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锁定在19世纪，而应该加强国内学者的协作，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为依据，尽快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新主流经济学要避免所谓的“帝国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有广阔的胸怀，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
中国的实践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个丰富的宝藏
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很多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没有涉及和不能解释的，我们应该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关系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但是，现阶段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特殊时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三农问题、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是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在科技方面有领先优势，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而苦苦挣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经济学者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理论，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好的咨询和政策建议。
谈到经济发展中需要加强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教授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依靠进出口带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是不现实的。我国投资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投资效益没有保障，从长期来看，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会增加经济波动。因此，消费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这是由于我国工资收入在经济中比重过低，而且经常出现波动，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他认为应提高工资比重，并且加大对非工资性收入的调节力度。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蔡继明教授认为，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发展大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国城市化政策有必要由城镇化改为城市化，放宽对发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限制，以“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代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柳欣教授建议将农村人口转移作为政绩评价指标之一。当前部分城市采取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排挤农民的，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他认为，鉴于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妨将城市化和农村人口转移作为政绩评价的指标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比单纯的GDP指标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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