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权主义理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理论家是：法国的西蒙・波伏娃，代表作是《第二性》
波伏娃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考察，得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结论。女性被铸造成了男人的另一性即“第二性”的思想使她成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的中心概括。伍尔夫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标准的反叛。《女性的奥秘》被人们称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女性主义”的宣言、女性的圣经。在这本书里，弗里丹鼓励妇女“提高意识”，即让妇女认识到个人的不幸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
三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对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此历史进入不能无视女性存在的时代。但是许多学者包括女权主义者也同时指出，迄今为止女权主义理论不但没有完善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和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其中不乏自相矛盾的双重阐释。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女作家总的来说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她一方面反对将女性抑为客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运用男性文学批评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作品。她认为妇女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是因为缺乏责任感，这种对妇女表示失望的心态影响了她从妇女自身去寻找妇女解放的力量。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一方面追求一种两性和睦相处的双性同体，反对过分暴露性别意识；一方面又肯定女性的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这种矛盾性等于否定了妇女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可能。弗里丹在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对“女性的奥秘”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但在阐释过程中往往有矫枉过正之处：她号召妇女们不需要学习婚姻家庭课程去嫁人理家，她们和男人一样，需要的是学习科学以便在科学中有所发现。这种抹杀性别的“男女都一样”的说法因为过于激进因而也就失去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双重阐释相呼应的是西方女性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叛道与守道的双重书写。18世纪以来，西方尤其英国涌现出一批以女性为主题的女性作家作品，简・奥斯汀、夏绿蒂・勃朗特是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位。
简・奥斯汀是一个时代的女权主义启蒙者和女性意识觉醒的鼓吹者，但在她创作的小说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说教传统”。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多为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犯有女性常犯的“错误”：《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浪漫有余、理智不足；《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自负偏激，险失良缘……可以说，作家在作品中以一系列不完美的女性形象及其遭遇现身说法地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个违反女性品行规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示警戒。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情节设计都有一条女主人公在男性爱人的影响和帮助下逐渐完善自我、走向成熟的故事线索。所以简・奥斯汀的小说在一定的生活层面上披露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一定的女性意识；但“说教传统”的存在又验证着男权社会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具有反女权主义色彩。
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以女主人公的反叛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受人称道。这部小说和简・奥斯汀及其他女性作家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在表述女性受制于男性话语的生存事实和她们内心深处欲“浮出历史地表”（戴锦华语）的独立诉求方面显得更为明确激烈。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文本中读出作家既想改写又要顺从男权文化女性价值判断标准的矛盾心态：简・爱在相当程度上逾越了“房间里的天使”（伍尔夫语）的角色规范，而又终究渴望感受天使的幸福。小说结尾处，从此成为罗切斯特的眼睛、手和拐杖后的简・爱除了做一位优秀的“房间里的天使”之外还能怎样？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小说中女性反叛声音最强烈的表达者是伯莎・梅森，但作家却给这一反叛者套上了一个“疯狂”的标签，这里似乎印证了男权文化认可的如果逾越了女性存在价值的角色位置就是疯狂堕落的妖女的判定。这种双重书写暴露了作家女性主体意识的短见，它导致了女性作家作为言说者在表述自我时不断受到男性话语的困扰而出现的错语状态。
今天，当我们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中的双重书写问题放入一个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的时候，耳边会再次响起马克思的声音：“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的确，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积累，更是妇女自身为改变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抗争将历史和现实的粘连。几百年来，妇女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她们从昨天的“贤妻良母的人”走向今天的“自立的人”，而要走向明天的“自立的个人”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的意义之一。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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