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
沈从文
郁达夫
茅盾
田汉
郭沫若
夏衍
老舍
闻一多
“中日两国的国力、战力悬殊，而抗日战争得以获胜，固然因素多多；而中国文化人的坚忍努力，有如水泥中的钢筋，星空中的明月，作用在支撑和照明。”―――作者
编者按
我们已经听到了新年的钟声，新的一年带着新的希望即将莅临。回顾就要告别的2005，发生了一些大事小事，其中有一些是值得珍存的。比如，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的媒体，发表了无以数计的文章，纪念过去以警醒来者。然而，我们又以为：纪念不应是因时因事的形式―――警钟须长鸣。
因而我们特向读者推荐本文。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信息，为我们重新展示了60多年前，在中国惨遭屠戮、国家危亡的关头，中国文化史上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萨孟武、刘文典、陈寅恪、沈从文、钱穆、竺可桢、老舍、梁实秋、朱自清、闻一多、吴晗、钱钟书、齐白石、陈三立、林语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曹聚仁、郁达夫……是怎样在炮火中振奋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保存中华文化而顽韧坚守的。这些文化大家所树立起来的精神高度，将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于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日本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折断。这就是日本人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被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敌寇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刘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又性格耿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有一次敌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因为刘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竟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刘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玩笑，实则在内里，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当时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日机常来疲劳轰炸，空袭警报兀然而起，城里终日人心惶惶。陈寅恪却处之坦然，曾用两个常用成语拈成妙联：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机”者飞机；“入土”者，躲避在防空洞里也。陈寅恪先生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其中融贯着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
钱穆先生随清华大学迁移到湖南衡阳，时在1937年秋。路过广州时，正值日机轰炸，一市民家正举行婚礼，受祸极惨，肢体炸到树上挂着，以至吃饭时无法下咽。到了云南蒙自时，为避空袭，一群老教授乃推吴宓“为总指挥，雨生挨门叫唤，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钱穆《师友杂忆》）一个专制的日本，是东亚乃至世界不稳定的根源，是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而一个民主强盛的中国，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大稳定，大幸福。
老先生们对国学的感情是基本的，原始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是因父母之邦眷念延续而生发的对先人的感情；是对脚下那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对先人数千年劳作的尊敬。
中日两国的国力、战力悬殊，而抗日战争得以获胜，固然因素多多；而中国文化人的坚忍努力，有如水泥中的钢筋，星空中的明月，作用在支撑和照明。
（二）
教授们在逃难中，人生的苦况也达于极点。挤火车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挤上行李，又挤不上身体。有时甚至悬在火车顶上逃命，遇到日机跟踪轰炸，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颠沛流离，人命颠危。老舍、梁实秋……都是如此。朱自清冬天穿云南马帮的披毡，其价较棉衣为低廉。吴晗被迫出售自己的善本书。越到抗战后期，经济的窘迫也日胜一日，因为日本的挣扎也到了疯狂的地步。
1944年闻一多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闻一多出卖过他的衣服、被褥。为买粮食，到处兼课，晚间诸事毕，方奏刀刻章卖钱，但这更多的是在卖名气。闻教授早年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刻章一道对别人，还是此路不通的。
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教授们的书籍多毁于日军炮火，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殆尽。到重庆、昆明等后方城市后，积习难忘，他们又积极搜寻，有的还是土纸印刷的“古本”，或罕见的野史、毛边本。
詹?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中文系任助教，曾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我到遵义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惟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经受几乎亡国的铭心刻骨的打击，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文化救国论”有其产生的必然背景。
（三）
苦中作乐，苦况中寻觅苦趣。钱钟书，1939年29岁时，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为时约两年。期间完成《谈艺录》初稿的一半，以及《围城》的布局、构思。1941年暑假辗转赴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1944年―1946年写了《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有重要的影响。他在湖南偏僻小城期间，常以得鸡蛋烧食之，而以为美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张恨水给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此后，接着写了《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潜山血》、《冲锋》、《游击队》等一系列抗战作品。1938年初他到了汉口，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立，选他为理事。随后他转往重庆，为《新民报》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版经理，主编副刊《最后关头》。此时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人员的过问。
老舍自云“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他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住所是林语堂旧宅，是1942年林赴美时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的，既是文协的办公室，又是老舍的居家之所。因房里多老鼠，啃家具，偷食品，拖书稿，老舍遂命名曰“多鼠斋”，就是在这里，他写下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一、二部和话剧《桃李春风》、《张自忠》、《王老虎》等大量作品，与抗战有直接关系。
这期间的重庆《新民报》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其名作是《重庆客》。他的小说语言很奇怪，与当时的名报人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是将旧文学词汇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度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有篇又有句，虽篇幅有限却容量奇大。《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如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法，一路逶迤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大时代中的小故事。
（四）
抗战时期，凡汉奸求画，齐白石必在画面和题字加以讽刺性的内容。北平沦陷后，他干脆闭门不出，在门口贴出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在文化老人中，陈三立先生对日本极瞧不起，气绝之际，还骂不绝口。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他靠写作成了红人，实在是因为他的笔路极其宽阔，赢得了显赫的国际声名。抗战期间，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费尽移山心力，也难得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文说事，而林语堂以个人身份在其报上纵横驰骋，版面尽有，多为呼吁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比如他的《日本必败论》，文长近两万字，发表于1938年七月号的《宇宙风》，相当重要。文分七部分。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在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此为导致其政治失败的关键，说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包括八路军的民众组织之成功，皆为抗敌要具。四则论经济，比较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等等。该文眼光远大，论事高屋建瓴，观察气势夺人，观点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林语堂论汉奸还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指斥他们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
这些“渣滓”千方百计逸出包围圈，去给敌人磕头，完全污染自己的羽毛，都在所不惜。其中有不少文人、甚至是大文人，有诗人、画家、记者，都下了水。有的还为敌寇从事情报工作，如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头李士群、丁默村，控制情报系统的周佛海等。他们的总头目是汪兆铭，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因一时政论文之雄杰，而获文豪之誉。下面的依附者多为政论专才、报纸主笔、大学教授，如林柏生、胡兰成……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这一批人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终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
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自身也意识到这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绝路。政治在飘摇板荡的境况当中，则政治的操作情态极易使人失望，患得患失，夤缘攀附，奔竞倾轧，既成事实。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专制政治数千年一贯，而不获转型，致令知识分子在外患突击之际，选择至为混乱。相当一部分智识者中的软脚虾，不思根本改良、卧薪尝胆，乃转投于侵略者的卵翼之下，苟且偷安，既是专制政治之病，也和他们自身性格的严重缺陷有所关联。
（五）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交通要道。头几年中，市面很见繁荣，文化活动多多，气氛也很热络。
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都时常在此。
到抗战中后期，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20余家；新闻机构亦多，出版社、书店更多，近200家。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奔赴战地，慰问、采访。
从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到直接进入战斗序列，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寓居三台的史学家、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发电报促其在成都的长子萧树勋（北大毕业生）回三台报名从军。陈布雷、平江不肖生、田汉……也都送子参军。仅四川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近二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之冠。
那次青年知识分子从军，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他们多被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学生参加远征军，时在抗战后期，为什么呢？因为远征军分两期，1942年1月下旬，日军猛攻缅甸，驻缅英军不支，损失惨重。英方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中方请求援助。1942年2月下旬，远征军入缅作战，此为第一期，杜聿明任实际总指挥。第二期，是在杜部败退以后，一部分回国驻扎云南；一部分退入印度整军，在兰姆珈尔成立训练基地，也叫驻印军，接受美军训练及装备。驻印军就是第二期远征军，郑洞国任实际总指挥。
学生军多做记者、翻译、政工人员、情报员、文化教员，也有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穆旦 查良铮 乃其中代表之一，参加远征军后，任军部随军翻译，战败突围路过缅北密支那野人山，陷入了濒死边缘。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是穆旦的名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乃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代表作。
学生青年军的形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抗战，直接进入武器的抗战阶段。抗战后期，兵员严重匮乏，“有的一个师在一次战役后只能编四个连，而一个连只有三十几个人。”（《张治中回忆录》）。青年学生的到来，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实力，原定编为八个师，后竟编成足数的12个师。文化的传承，仿佛民族的精神细胞，只要活的细胞存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曹聚仁做战地记者的时候，曾往江西临川第三战区防地做客，在某军驻地讲演时，差点被军人考住。这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二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包括知识青年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的“学术化”。钱穆先生在成都中央军校演讲，也对学员的水平有所肯定。
（六）
还有，像郁达夫，虽亡命海外，却心系万里家国，深怀信心抵御外族的同时，却又伴随国政转型不上轨道的深沉痛苦，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和现实相交替，有时无法排遣，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抄古书。
正义存乎天壤之间。法国当代法学巨匠，曾任司法部长、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开特尔所著《孔多塞传》题词尝谓：“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捍卫相交织，自由之精神价值之所以值得捍卫，乃因其已然成为知识界的灵魂，为大智者视为当然。这其实正是衰疲老大的中国不可被征服的深层原因。学校师生所受冲击虽很大，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十分认真，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孙中山、蔡元培先生那一代辛亥智识者，留下了新理想光焰万丈的榜样，他们所引起的同情和景慕，融化为精神价值的成分。当时的大文人之间，有不少是相见而悦，莫逆于心，砥砺志业，相辅相成。
南明抗清名将夏完淳牺牲时只有17虚岁，但其《夏完淳集》却是集部里头的珠玉。清末的革命党自孙中山以下，牺牲了的青少年如史坚如、吴樾，既能深刻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又能葆有极佳之中国学问。于中国古书，尤三致意，故每一诗文出，必理精辞粹，彬彬可诵；思想上更能以今魂脱略古胎。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此时若需做局部的牺牲，也是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怡。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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