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元旦开始，商务部颁布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要求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营场所明确禁售标识。近日有“好事者”在商店门前蹲守，有的主动找商家交谈，有
去年11月份，当《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刚刚面世时，有关未成年人的“禁售令”着实引来一片喝彩，尤其是为数庞大的孩子家长对此好评如潮，有家长说，过去颁布的《中学生守则》第6条有“生活俭朴，讲究卫生，不吸烟，不喝酒，不随地吐痰”等规定，但那只是限制孩子，缺少保障措施；而自1999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5条也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此规定虽不失严格，但缺少配套措施。到《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出台时，其中第19条令家长们高兴：“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商品，并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予以明示”，第30条更令家长高兴：“违反本办法第19条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两千元以下罚款。”
可如今，上述“好事者”见到的事实显然让人不得不关注大小商店对“禁售令”的漠视乃至无知。
立法容易执行难，这是常识。有关专家也说，上述办法属于推荐性标准，不属于强制性标准。换句话说，此办法应当遵循，不遵循也不一定受惩罚。有人打比方说，敢摸“高压线”的人大致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不知是“高压线”，二是明知是“高压线”但发现它没有通电。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现在到了给“禁售令”这根“高压线”通上电的时候了――这既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酒精的侵害，也是为了维护法规的尊严。
是的，要真正落实“禁售令”，必须完善法律规定，增强具体操作性，尤其要完善明确的惩戒措施。不过，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一项法规，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即使投入再大的成本，也无济于事。比如，一旦出现商家与未成年人“两相情愿”私下成交，谁来监督？能否有大量“好事者”愿意监督举报？
由此我们不能不谈到国人对酒的态度。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酒可以使人“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我国魏晋时代名士刘伶对喝酒的描述是：“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正因如此，在中国这个赞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国度，“豪饮”与“海量”乃是乐事甚至荣誉，即使当今人已认识到酒能影响青少年健康与进步，且已发现古人从未听说过的“脂肪肝”、“肝硬化”之后，依然如此。由此可见，执行这个“禁售令”何其难哉。
所以，对未成年人禁酒，绝不仅仅涉及未成年人和卖酒者。
事实上，欧美国家早已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瑞典政府早在1982年就明文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有关酗酒及其危害的教育，后来干脆成立了“瑞典禁酒教育委员会”。他们不仅仅是定下法规，而且，还注重落实。他们为此专门为教师安排训练课程，出版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因为瑞典政府的广泛教育和令行禁止，青少年禁酒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再如美国规定商家不准向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售酒，如果有人发现未成年人在酒吧里喝酒，或者超市把酒卖给了穿校服的孩子，就会给警察或工商部门打电话，违法商贩将受到包括吊销执照、罚款等严厉的处罚；对于无法界定未成年人年龄等问题，国外多采取购销实名制的办法，要求商家查看顾客的身份证件。如此严刑峻法，还有谁肯冒砸饭碗的危险去向未成年人售酒呢？
国外的一些好的制度和办法，我们应当学。至于谁需要学，立法机构应当学，执法机构应当学，商场商店应当学。此外，全国人，包括有小孩的，没小孩的，“禁售令”涉及到的，没涉及到的，都需要学――因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能影响“禁售令”能否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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