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阅读中，《生逢1966》（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定是一本特殊的小说。小说的结尾，作者表述了时下青年人对历史充满了隔膜，这应该是作者写作的动因之一。因为这1966年的生活，在今天的环境下已近似天
作者所写的是“文革”当中发生在石库门弄堂里的故事，主要是陈瑞平一家的遭遇，也涉及到旁家，以及中学里的故事。故事主要刻画的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为在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陈瑞平、蔡小妹、汪蓓蓓和小木克等人，他们的身体和意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和时代场景并不广阔，但很典型，作者很准确地描述了时代氛围和生活细节。在一段充满市井韵味的弄堂风情画之后，叙述立刻进入了那个年代，前面几章的抄家和自杀等，一下子就把阅读的情绪调动起来，离间了阅读者与当下纷乱杂芜的环境，种种不愉快的经验也随之被唤起。这部小说不动声色地描写出了巨大的政治运动如何一步步侵入到日常生活中，在家庭、邻居和师生之间蔓延出种种卑劣的故事。小说营造的是一种特殊时代的城市文化，大同坊是淮海路上的一条老式里弄，也是当年遍布上海的石库门的一个代表，居民大都是普通市民，应该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教育，可是在顷刻间崩溃瓦解。人性的阴暗面借助了小市民的生活趣味和生活习性充分暴露出来。但同时，又写出了人性在不知不觉的堕落下又慢慢恢复了善良、温馨和理性的力量。小说里写陈瑞平和蓓蓓的幽会被发现一节，“疯子”的告发与老校长的掩护，出人意外又能引人入胜，其背后仍然是复杂人性的展示。小说里两个场景是不可少的，一个是萧山，一个是黄渡，不仅开阔了小说所展示的视野和文化内涵，同时也展示出真正的民间社会在“文革”时代是怎样来保持一种自在的文化传统的。
小说的叙事特点在于朴素与显示出真实的力度，朴素到了几乎不加修饰不加编造的地步，反而揭示出真实的力量。从创作格调来说，它似乎回到了伤痕文学的起点，写了文革中最令人困惑的一面：革命的概念与人性的因素之间的冲突，从而也揭示了人的权利和人的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
略显拘束的是作者过多强调中学生的视角和心理，有些历史思考不容易深入，还流于表面上的观察。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更加深入地探讨当时人的心理活动，就会更加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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