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长江南岸的铜陵、南陵和繁昌一带在商周时期是大规模开采铜、冶炼铜和铸造青铜器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资料，对于探索商周时期南北和东西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文明进程意义重大。过去，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主体框架主要由广汉三星堆、洞庭湖周围、新干大洋洲和宁镇地区
其一，商周时期皖南聚落遗址和土墩墓的发现，为研究中原商周文化与皖南土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力证据。
1988年发现的繁昌缪墩遗址是目前所知皖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大约7000年。缪墩遗址坐落在峨溪江中，成片的木桩应是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出土的陶器以釜、罐为主，也有少量的圈足器和杯、壶等，其中一些白陶上饰有篦点纹、戳印纹以及贝纹组成的图案，与马家浜文化的刻纹白陶风格相近，其年代亦大体相当。
商周时期皖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鼎、鬲、豆、罐为主，流行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与宁镇地区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的文化序列及面貌极为相近。根据铜陵和黄山地区发现的商式铜?、铜爵和陶?等推断，商文化已影响或进入皖南地区。西周时期，马鞍山、南陵、繁昌等地分布着众多的台形遗址。1997―1998年，考古界对南陵的牯牛山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局部发掘。该遗址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外围有古水道环绕。遗址北半部有五个台地，其间以水道相隔，水道均与外围护城河联通。台地文化层含灰坑、灰层及红烧土较多，并有夯土遗迹，应为重要生活区，不排除有高规格大型建筑基址的可能。南半部地势平坦，文化层较浅，且包含物少，应为生产活动区。出土遗物有陶器、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小件青铜器和石器等。该遗址是西周时期的一处古城址，与江苏淹城遗址类似。其他得到正式发掘的聚落遗址还有1993年发掘的宁国官山遗址、2002年发掘的马鞍山五担岗遗址、2003年发掘的马鞍山烟墩遗址和2004年发掘的繁昌瓜墩遗址等。
土墩墓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特殊葬俗，主要分布在皖南、苏南和浙北这一相互连接的地区。自1959年发掘屯溪土墩墓后，这类墓葬在皖南地区均有发现，其中南陵、繁昌、铜陵等地分布最为密集。南陵千峰山、繁昌万牛墩等均为大型墓群，一般有数百乃至上千座墓葬，延绵数平方公里。
南陵、繁昌境内发现的台形遗址、古城址、古铜矿和土墩墓群，它们之间的年代、功能以及文化面貌内在联系紧密，有理由相信，在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铜矿开采和冶铸业的兴盛，南陵及其周边区域应是皖南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其二，对皖南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兵器的分析，使我们对周、吴、越、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历年来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主要有以下几处：屯溪弈棋西周墓、铜陵西湖和谢垅、青阳龙岗春秋墓、贵池墩上和灌口、繁昌孙村和汤家山、南陵三里、芜湖火龙岗、当涂姑孰以及宣城孙埠等处。皖南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有饮食器类的鼎、簋、?和盂，酒器类的爵、?、尊和卣，水器类的盘和?，兵器和工具类的剑、斧、戈、矛和镞；纹饰主要有兽面（饕餮）纹、窃曲纹、夔龙纹、蟠虺纹、凤鸟纹、蝉纹、重环纹、涡纹、乳钉纹、圈点纹、编织纹和云雷纹等。它们可以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以屯溪西周墓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鼎、簋、盂、尊、卣等；北区以沿江地区的铜陵、繁昌、南陵等地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鼎、?、盘等。根据典型墓葬、器物组合以及器物类型学的排比，这批青铜器又可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商至西周早中期，以铜陵西湖和屯溪西周墓出土物为典型材料；第二期西周晚至春秋早期，以繁昌汤家山和青阳庙前出土物为典型材料；第三期春秋中晚至战国期，以铜陵谢垅和贵池徽家冲出土物为典型材料。
西周以降，皖南先后为吴、越、楚之地，即所谓“吴头楚尾”。屯溪西周墓、繁昌、南陵等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容器有着明显的吴文化风格，同时青阳等地亦有受楚风格影响的青铜礼器的发现。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以吴越最为精良，在南陵的三里就出土有自铭吴王光剑。皖南和宁镇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既同属长江下游吴文化圈，皖南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又与宁镇地区相当，因此，研究吴国青铜器，皖南应是重要地区之一。史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创建“勾吴”国家。因此，吴文化是融合了中原周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南方特色的一支青铜文化。有学者推测，皖南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创造者或即南淮夷的一支，他们就是吴文化的土著民族。
其三，皖南商周铜矿冶炼遗址的大量存在和先进的铸造技术的出现，充分说明皖南铜业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皖南沿江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硫、金等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冶炼地区之一。金文记载，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略金”、“俘吉金”，其目的可能正是为了打通“金道锡行”，控制南方的贵金属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陵、铜陵等地先后发现商周时期的铜矿遗址20多处，时代最早的可达商末周初。1986年，在南陵的江木冲遗址发现了冰铜锭，由此把我国冶炼硫化铜矿的历史提早到了商周时期。冰铜锭属铜铁合金，从技术上说仍是使用硫化铜矿石冶炼的初级产品，需要进行深冶炼才能得到纯度较高的粗铜，但目前作为冶炼的最后产品――粗铜锭尚未发现。初步研究表明，当时的采冶作业一般是山上采矿、山下冶炼。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平巷等，最大采掘深度可达四五十米。炼铜时已使用竖炉。在冶炼遗址内还发现有铅锭和石范，表明冶炼场还兼有铸造的功能。
在繁昌、南陵等地的商周遗址中大多发现有铜渣、各种青铜工具和小件青铜铸范残片、石范等，在铜陵更发现有两件商代中期风格的铜爵和铜?，这表明该地区青铜冶铸技术在商代中期已经成熟。若将这一地区青铜技术的出现与丰富的铜矿资源相联系，则皖南铜矿的开发，显然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皖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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