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中，他参加过浙东的抗英斗争，对英军的战舰、大炮等新式武器的威力有一定了解。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命题。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当然，他也提出，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国军队武器的落后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依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在书中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魏源所介绍的这些“夷之长技”都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是万万不可学的。一旦学了这些“奇技淫巧”，一个人就可能玩物丧志，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下去。当时一些愚昧无知的顽固保守派官僚和士大夫，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的。对于这种观点，魏源进行了严肃批驳。他指出：古代的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这些难道也是形器之末？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这些都是有用之物，是奇技但不是淫巧。今日西洋的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供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夷之长技”不仅不是“奇技淫巧”，相反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圣人之道”。他特别强调，“师夷”必须抓紧时机，加快进行，因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才能不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师夷”是等不得的。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奋发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他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不说空话、大话，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那么中国就一定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成为像欧美那样的富强国家。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
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