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尊为“文圣”，其军事才能被其辉煌的文名所掩盖，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孔丘知礼而无勇”（《左传・定公十年》）的偏见至今未泯。其实，孔子本是文武全才，他不仅膂力过人、武艺超群，而且对于军旅之学也颇为精通。
论孔子的军事才能，当从其父亲谈起。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
周代已形成相当完备的六艺教育体系。《周礼・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凡贵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艺教育。作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通过乡校还是主要靠自学，习得六艺是毫无疑问的。其于礼、乐、书、数造诣之深，已无需多言；其于射、御二艺，也是十分娴熟的。《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至于“御”，可能更优于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事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与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射乎？执御乎？吾执御矣。”孔子听别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便与弟子商议选一艺来展示专长。在射、御之中，孔子经权衡而选定“执御”，可见其驾驭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
现代学者多将“执御”与一般赶车相混淆，认为孔子“执御”是选低贱职业，表现出圣人之谦逊。这是一个误会。春秋仍以车战为主，驷马战车在崎岖的道路和地形复杂的原野上奔驰、战斗，御者技艺高低，直接关乎将士生死和战争胜负。即使是平日演练，也有“五御”之十分繁难的技术要求，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赶车。先秦一般赶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庄子・达生》有“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言。从齐桓公田猎而宰相管仲执御，可知御者地位并不低贱。特别是当射、御并举，御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只能是指驾驭战车这项十分专业化的军事技艺。
除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外，孔子对军事也颇为精通。在诸侯攻伐不已、战争不断的春秋之季，要实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理想，不重视军旅之学是不行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72位高徒对于射、御也是精通的；又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性之乎？学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不仅自己精通军旅之学，也向弟子传授武艺等军旅之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也并非出于偶然。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其军事知识与礼乐文献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孔子精通军事，却并不好战：“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他对于战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反对鲁莽行事、打无准备之仗，更反对欺负小弱的不义战争。《论语・卫灵公》记卫灵公问阵，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郭老《十批判书》据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其实是误解。卫灵公穷兵黩武、内政不修，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不愿与其谈论军事，是因为反对不义战争。从孔子支持和赞扬冉有指挥抗齐，又坚决反对季氏伐颛臾（《论语・季氏》），则可进一步看出他对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鲜明态度。
孔子曾说：“暴虎冯河（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强调面对战事要小心谨慎，“好谋而成”指积极谋划、争取胜利。这种不轻易言战，为正义而战、战则必胜的态度，可谓深得战争之道。他还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礼记・礼器》）孔子奉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向来反对说大话。他讲“我战则克”，绝非盲目自诩，既有他自身综合素质的依据，也有“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等史实为证。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鲁之君在夹谷会盟，孔子主持“相礼”。他要求事先做好军事准备，当“莱人”持兵器“鼓噪而至”时临危不惧，一面号令“士兵之”（将士们拿起兵器打击他们），一面登坛不失礼节而又义正辞严地责其“非礼”，迫使景公挥退“莱人”，挫败了齐国君臣暗中指使“莱人”劫持鲁君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也使齐人从此改变了“孔丘知礼而无勇”的看法。定公十二年，在“堕三都”过程中，孔子又指挥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叛乱。这些足以证明，孔子“我战则克”所言非虚。
孔子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还有一个例子，当齐国“陈成子弑简公”时，孔子于古稀之年“沐浴请讨”。今之论者大都只说他是为了卫护“君君、臣臣”之道。其实细读《左传》可知：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齐、鲁战事频繁，鲁国屡被强邻所欺。陈恒弑君、齐国内乱，是鲁国改变受欺负被动局面的难得机遇。孔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郑重其事地再三请讨。当被问及“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时，他精辟地分析道：“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弑君（很快转为“窃国”纂位），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遭道义谴责的同时，遭诸侯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极大。只要鲁国坚决伐齐，通过外交努力，获得诸侯响应当不是难事，胜算很大。可惜鲁君目光短浅而坐失良机，而齐国陈恒却抓紧扭转危局，渡过危险期，遂使后来鲁为齐灭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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