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和”而来

王心竹（以下简称王）：我注意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您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着手从浩繁的古代典籍中挖掘先秦以降古代思想家们有关“和”的思想智慧，并加以梳理和提炼，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今天看来，您的研究是很有前瞻性的。这里，我想问的是：“和”的思想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

张立文（以下简称张）：“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丰富的资源，而且出现得很早。《尚书・尧典》在说到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另外《诗经》中也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周易》当中这一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就有“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说，天道变化，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都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故宫有三大殿，叫太和、中和、保和。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道理就在这里。到了《国语・郑语》中又出现了一个词，叫“和合”。西周末年，幽王纵情逸乐，郑桓公为幽王司徒，在他与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的时候，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出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同。什么叫?同？?同是指唯一的、相同的、绝对的东西，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辨”。史伯接着讲为什么“和”使国家兴盛，而?同会使国家灭亡，也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什么叫做“和”呢？就是“以他平他之谓和”，就是他与他的平，它者与它者之间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而融合、和合而成新事物、新方案。那么“和”怎能生万物？就是“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百物”，关于“杂”，古人解释为“合也”。这与西方的思想不太一样，西方本体论思想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帝的变种，不管是柏拉图理念，还是后来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基本上都是一个绝对统一的东西，以这个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然后产生其他事物，而这个绝对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掌握了这个东西就等于掌握了真理，与此相反的都是异端或者要批判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思想的二元对立。中国不然，它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东西造万物，所有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中国人的“和”强调冲突的多元性、矛盾的多样性。《周易》讲“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天地万物的变化。这就说明，中国从思维上，从语言的源头上是主张多元、多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海纳百川的原因。

王：从“协和”到“保和太和”，再到“和合”，给我的感觉，“和”在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智慧。

张：你的感觉不错。《左传》昭公二十年，有段记载齐景公与晏婴讨论“和”与“同”的对话。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该怎么办呢？不能因为君主说好就说好，君主说不好就说不好，那就?同了，应该是君主认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指出它的不行之处，而使其行更加完善；君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指出它行的方面而去掉它不行的方面，这就是“和”。这个“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政治文明。

但深而思之，“和”又不限于此。我将这几个“和”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总结为五点：一是要熟悉天地自然和社会矛盾冲突所在，依据对象的本性，加以协调，达到和谐；二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则，达到和谐；三是万物高下，高下而有差分，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万物各行各业并育而不相害，和乐繁荣生长。四是增强人类的生产能力，播种百谷，丰衣足食；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养，以建构和谐的社会。当然人和人的关系是基本的，如果人和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整个社会也就不得安定。而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家庭的原因。

总之，有了“和”、“和合”，才会有万物生生，才会把我们的先民凝聚成中华民族，才会铸就我们辉煌的五千年文明。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

王：到了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和”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

张：是的。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和而不同是君子的人格，也是君子的道德，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还有一句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都以这个作为最好的道德。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当然也有法，但当时的礼比法还重要。礼的作用，它的功用，要到达什么目的，就是“和”。

王：但是不同的学者，对“礼”、“和”、“仁”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学者就不同意用“和”来概括孔子的思想。

张：如果从“仁”与“礼”这对范畴来看，当然可以说仁本礼用，但“仁”与“和”不是这种关系。孔子“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一个王朝获得政权以后越来越受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强调团结稳定，就是不要乱。法家就是要乱，主张斗争。儒和法比较起来，儒更强调“和”，这是思想逻辑使然。除了法家以外，道家和墨家都强调“和”。道家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把“和”仅仅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从生成和本体上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事物、从整个宇宙的生成来看，三生万物，三就是多样的，万物是阴阳所构成的，这样的冲气就是一个“和”。这样一来，老子便开创了本体论，形而上传统。

墨子也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原则，是家庭、国家、社会不分裂的聚合剂。他说：“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他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由“和”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的思想从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得谟克里特的原子等，都是实体的，不可入的，具有绝对性；中国的思想则是多元的、可入的，又是包容的。

到孟子的时候，这一思想就更近一步了，他把和看成什么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是和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天地人关系的冲突与融合。孟子的思想中讲到“和”的内在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那就是恻隐之心。这一本性的基础是牢靠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东西是法律，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是这个呢，它是内在的本性。还有一点，孟子看到了要使社会稳定，就要使每个人都有恒产，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达到和合。这里孟子所讲到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实现“和”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王：孟子之后，“和”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呢？

张：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的思想智慧最辉煌的时候是先秦。后来到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过分强调大一统，实际是与“和”、“和合”的精神不太符合的。在一段时期内，这一精神是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的，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表现：汉朝的和亲是“和”在民族关系上的体现；医学中的相生相克，阴阳平衡，辨证施治，也使“和”的思想在医学中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典章制度中的文官制度，六部互相制约，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是中国政治制度中“和”的因素的体现；在农业中，讲与天地四时合其序，讲天人合一。

到了唐代，佛教兴盛，当时记载，民间藏书，十之八九是佛教的书。在当时宋明理学家看来，佛教是外来的，他们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恢复起来，所以当时张载就有一个很大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正蒙・太和篇》，专门讲和。朱熹在注释《周易》的著作里，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朱熹的理学，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但另一方面，宋明时期的哲学家都有其本体论的思想，这是受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要么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要么是气，要么是心。任何本体论的哲学都具有排他性。这与“和”所承载的真正的内在精神是不相符的。

宋明理学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情怀，以传承、创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努力地把以“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提炼，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和合学”这一新的构想和方案来彰显这一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试图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提供一种哲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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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源于“禾”（嘉谷，殷商甲骨卜辞屡见卜禾记载），此后滋生出“?、?、?、谐、合、协、勰”等同源词。“和”的观念渗透到饮食（“和味”）、医药（“和药”）、自然（“和霁”）、生理（“和胜”）、心理（“和气”）、品性（“中和”）、贸易（“和市”）、娱乐（“和棋”）、艺术（“和弦”）、文学（“和答”）、命名（刘勰字“彦和”）、政治（“和民”）、军事（“垒和”）等方面的意识中，以及对家庭（“和室”）、人际（“和而不同”）、社会（“和事”）、国家（“共和”）、民族（“和亲”）、国际（“协和天下）等方面的关系中，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并以文字、书籍、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

近几年来，学术界发表了数百篇以“和”、“和合”、“中和”、“和谐”等为关键词的论文。综观这些研究，有学者指出，至少在四个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①对“和”文化尤其是中华“和”文化的全貌加强综合性的宏观研究，避免受专业范围限制而偏于一隅的情况；②加强原始资料的穷尽性普查，避免随意抽取资料或限于少数典籍的“瞎子摸象”状态；③由词源研究专家对“和”及其同源词“谐、协、勰”等进行语言科学的探讨，避免以前人人皆可谈“词源”却似是而非的现象。④应改按书分类（如“《周易》的‘和’”、“《论语》的‘和’”）为按义分类（如“饮食之和、医药之和、自然之和、生理之和”等），再按源流关系排列，使其更具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