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之路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而父母则是子女人生的第一任“导师”。母亲桂质良出身书香门第，192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留美学堂，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后在约翰霍布金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求学期间，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荣获“金钥匙奖”，获得了一枚珍贵的金钥匙。在我初中毕业时，母亲将金钥匙转赠给了我。从母亲成功的例子中我感到：只要肯拼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肯努力，中国人照样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这就是母亲交给我的“金钥匙”。

当我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久治不愈离开了我们。母亲强忍悲痛，行医、兼课，拉扯着姐姐和幼小的我，硬是撑起了一个家。为了分担母亲的负担，我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利用晚间为同学补习英语，补贴家用。当时，挣扎在生活温饱线上的我不自觉地走上了努力学习知识的道路。通过党和学校的教育，白求恩大夫和居里夫人成为我最崇拜的学者，我起初的“努力学习为母亲减轻负担”的想法开始逐步转化成“努力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争气”的抱负。

成长与成熟

1956年我大学毕业，正值全国首次“副博士研究生”招考，我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录取，在余贺教授名下做研究生。以后，我又先后师从林飞卿教授和谢少文教授。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还教导我如何做人，使我领悟出从事科学研究的严肃性、艰苦性和其中的无比乐趣。

1978年我被首批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进修三个月。通过日以继夜地刻苦工作、学习，短短三个月，我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并在国外发表。回国时，我带回了细胞株进一步研究，并通过办学习班无偿提供给国内其他实验室，以求将这一实验工具在全国普遍开花结果。此外，我还上交了部分生活费给国家，并为教研室购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

几十年来，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保持与国外专家的联系与协作。当年，在英国指导我工作的ColinHoward教授现已成为我的挚友和合作伙伴。1992年，我们与美国著名病毒学专家合编了英文版《中国病毒性肝炎：问题与对策》，由瑞士公司出版，世界范围发行。据此，我们的肝炎工作取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从1997年起，我连续被聘为欧共体―发展中国家项目申请评估专家，直至2004年。我就像海绵一样，在国外尽量吸取营养液，回国后要尽量挤出营养液，肥沃祖国的土壤。

选定目标，勇往直前

我选择了我国乙肝病毒持续性感染的机理与对策为重点研究对象。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探索，很难短期出成果，也较难获得资助。为此，我在研究机理的同时与临床合作，将研究分为长、短线两大类：短线研究需密切联系乙肝的诊断、预防与治疗；长线是最终目标，通过阐明机理，提出治疗乙肝的新构想与新策略。为了探讨乙肝病毒能否藏匿在白细胞中成为复发感染的潜伏场所，我们在国家“七五”攻关研究中明确了肝脏是病毒存在的靶器官，应注意导入肝脏的治疗策略。1992年我提出了免疫学分类及治疗的原则，并选择我国最多见的母婴耐受型乙肝患者为重点，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开始进行了为期十几年的研究。

这些设想与实验都是前人没有进行过的，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当遇到挫折和难关时，我常常半夜醒来，焦虑不堪。在领导的鼓励、支持下，课题组同事协同作战，终于在鸭动物模型中发现用某种复合物作为治疗性疫苗有较好疗效。1993年，我们创建了用乙肝疫苗及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组成新型的治疗性疫苗，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目前这种治疗性疫苗已进入临床Ⅱ期研究，初步结果显示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托起明天的太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学术骨干是长期任务。在“文革”后期，我为“工农兵”学员下乡开门办学时，带着他们早上集体学专业英语，并告诉他们：“中国总是要走向世界的，英语是必须的工具”。十几年来，我坚持用各种方式为实验室的技术员、助教、研究生教专业英语，鼓励他们办“专业英语俱乐部”。

青年人都有理想、有抱负，但他们缺乏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就需要我们倾注心血，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全面关心他们。我牢记老师谢少文教授的话，“只会教聪明学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只有能使每一个经过你培养的学生都有较大进步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现在，我培养的学生中已有数人从国外学成归来，成为病毒学和免疫学的学术骨干，我十分欣慰。

目前，各型肝炎病毒及其致病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诊断、治疗、预防肝炎的新思路、新技术还有待探索与建立，我决心继续努力，为祖国、为人民的科教事业奉献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