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而有关它的历史疑案也已争论了数千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和战国楚竹书《周易》的出土，为解决这些疑案提供了新线索，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形成了《周易》研究的热潮。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著名易学家刘大钧教授的《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以下简称《综考》），将这
《汉书・儒林传》在介绍《周易》在汉代的传承时说：“（丁）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照理说，既然有“古义”，那么就会存在与之相对的“今义”。然而，何为“古义”？“今义”又何所指？两千年来，鲜有深究者。《综考》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这段“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帛书《易传》息息相关，并由此发现了一段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而作为《易经》的解说和诠释，《易传》则是一部讲义理、讲哲学的著作。但孔子在帛书《要》篇里说：“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可见，孔子认为《易经》一书包含“赞”、“数”、“德”三个由低而高的层面。《易经》不但是一部占筮之书，也是一部“德义”之书、义理之书。《综考》进一步顺着这个线索将人们的视野引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见解，这就是在《周易》传承史上，存在今义、古义之争。
我们知道，西汉以后经学研究存在今古文之争，那是由经典书写文字和传本的不同所导致的对经义理解和诠释的歧异，其中又含有各种社会、政治等因素。然而，《综考》的《周易》今古义却另有所指：“《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易》之‘今义’确立于孔子而称‘今’，《易》之‘古义’由来已久而称‘古’。”
不难看出，所谓“古义”相当于上述“赞”、“数”两个层面，而“今义”则相当于由孔子所首先发现的“德义”。可见，这种创见是以孔子易说作为坚实根基的。那么，放在整个易学史上看，其根据如何呢？对此，《综考》是有充分的内证和外证作为支撑的。其一，从《易经》文本本身看，今本和帛本的卦序全然不同。《综考》的结论是，今本体现了“今义”的特点，属于《周易》“今义”；帛本体现了“古义”的特点，属于《周易》“古义”，很可能就是周王孙的《周易》“古义”，号《周氏传》者。《周易》“古义”在汉代的师承关系应为：田何－周王孙－丁宽－田王孙－孟喜－焦延寿－京氏。其二，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象数易学资料，这些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它们都是古义的内容与踪影。其三，汉代典籍，尤其《淮南子》一书保存了大量古义资料。其四，汉代学者多得《周易》古义之传。不但汉初杨何《易》中有帛书古义内容的传授，而且《京氏易传》中以五星、五行等解《易》之内容，亦非孟、京自造也，实由古义得之。至于《淮南子》一书对帛书《要》篇所云“五官”、“六府”说作出了针对性的回答，可证《淮南子》确得先秦帛书古义之传。其五，《综考》对西汉“《易》十三家”逐一进行分辨，发现其中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
就这样，《综考》终于揭开了《汉书・儒林传》之《周易》“古义”的神秘面纱，堪称以简帛《周易》为根据研究易学史的重大发现！
当然，《综考》一书创见迭出，并不是《周易》今古义之说所能概括的。例如，学者们往往仅依据熹平石经、郑玄《仪礼》注等所确定其典籍中一二字为今文或古文，来断定秦汉人某典籍之文本为今文本或古文本，这似乎已经成为经学研究的成规了。然而，《综考》在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起码早于熹平石经约三百八十年的帛本《周易》之后，颠覆了这一成规：“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此等区分今、古文的标准，故若以石经本标准考之，则帛书今文本中既有今文，亦有古文，竹书古文本中则既有古文，亦有今文。”
《综考》依据“二重证据法”对易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崭新见解，目光敏锐，视野广阔，证据可靠，论证充分，可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早期易学史，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今、帛、竹书〈周易〉综考》
刘大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